伦理学视角下社交众筹问题的优化路径

　　摘要：目前社交众筹成了一种常见的个人求助方式。但社交众筹领域出现了众筹手续造假、车祸赔偿众筹、夸大实际困难、隐瞒家庭情况、不合理利用善款等乱象发人深思。从伦理道德视角进行分析，消除这些乱象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慈善伦理，培育公众信任，构建信任机制，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慈善伦理教育，注重以家风带动慈善认知和慈善实践，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力量。

　　关键词：伦理学视角;社交众筹;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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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微信利用的多样化，众筹也延伸到了微信上来。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朋友圈转发的求助信息。如何看待这些求助，成了人们亟需思考的问题。社交众筹平台的本意在于借助网络集聚爱心，这本是一件好事善事。然而因负面案例频发，人们对众筹的质疑随之而来，导致真正困难的人也无法得到社会的信任。

　　一、社交众筹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乱象

　　（一）社交众筹的发展和现状

　　慈善是一种依靠爱心和社会力量来实现的道德分配。慈善事业已经被列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汶川地震期间，“民办慈善”在“官办慈善”的带领下，为灾区救援和重建贡献了巨大力量，拉开了全民公益的序幕。2011年曝光的“郭美美事件”使“官办慈善”的声誉大打折扣，“民办慈善”却依托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便捷的网络服务而风生水起。如今，众筹搭上互联网技术的快车，得以跨越物理空间和地理空间，《慈善法》出台进一步为其提供了法律保障。“来自民间或者民间化的公益慈善组织及其创新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军。”

　　社交众筹是民间慈善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新型筹资方式不但体现了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而且有效弥补了社会保障的不足。例如，需要帮助的个人借助轻松筹、水滴筹等平台发起求助，然后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传播扩散，利用人情关系获得信任和帮助。目前常见的求助基本上都是众筹医疗费，“在我国贫困人口中，有将近3000万是因病致贫。”“没钱看病”“因病致贫”问题突出。网络众筹则快速有效地实现了集资，帮助了急需帮助的求助者。

　　（二）社交众筹中存在的乱象

　　社交软件中常见的个人求助是公益性质的众筹。公益众筹不求获取经济回报，重在解决社会问题。基于熟人社会的这种网络众筹，公众参与度高、涉及人群大、影响范围广，同时出现的问题也复杂多样。引发质疑的众筹案例，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类。

　　第一、众筹手续造假。近期四川省的冰糖橙眾筹骗销案，涉案微信公众号是借用他人材料手续注册，然后转卖给施骗者的。施骗者利用买来的公众号发布冰糖橙滞销的众筹信息，受到好心人士的订单付款之后，却没有按照约定发货，而是取消订单链接。整个冰糖橙众筹，可谓是从头到尾的造假。

　　第二、车祸赔偿众筹。2018年7月10日，四川成都一肇事车主在轻松筹平台上发起一则众筹求助，求助原因居然是“因交通事故致死4人，赔不起，不想坐牢”，求助发起的当天就筹集到了两万多元。但出于舆论压力，众筹平台很快以“不符合申请条件”为由，关闭了该求助项目。公众对此事反应强烈，观点有两方面，一是肇事者经营有电脑店，家庭经济情况没有达到向社会伸手的地步;二是交通肇事赔偿既是补偿又是惩罚，超速行驶的驾驶员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后果买单。

　　第三、夸大实际困难。苏州一名22岁的大学毕业生，发起求助称其家境贫困，母亲患有双侧乳腺癌，要众筹30万元为母亲治病。但两天后，其母就诊医院的医生却驳斥该青年所属病情和所需费用不实，求助的目标筹集金额远高于患者需要承担的费用。随后该众筹目标改为5万。该案例中母亲生病需要治疗费的事实是客观存在，但求助发起人却有意夸大了母亲病情和救治所需费用金额。更有甚者，通过购买假病历想开什么病就开什么病，想开哪家医院都有。这种违法行为纯属无中生有，比夸大其实性质更恶劣。

　　第四、隐瞒家庭情况。广州一名高校教师撰文求助，要为其早产女儿众筹10万元医疗费。鉴于其职业背书，求助文案点击量猛增，善款金额短时间内高达百万。刷爆朋友圈的求助同时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在高校工作的夫妇其家庭状况到底如何？为生产女儿而采取这种筹款方式合适么？又如，罗一笑父亲“卖文救女”，对女儿享有深圳少儿医保、家庭拥有三套深圳住房等家庭情况避而不谈。细看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等平台发起的求助，不难发现求助者都是利用语言和图片书写催人泪下的故事，而对平时的家庭状况却描述较少。

　　第五、不合理利用善款。佛山女孩洁洁患有存活率地域20%的重病，其父母号称花光了所有积蓄，发起求助筹集女儿治疗费。但在女儿医治无效离世之后，其母亲却在朋友圈晒出了出国旅游和品尝各种海鲜美食照片。此类案件屡见不鲜，例如筹款救父，却全家出国旅游;筹款救子，却购买高价值新车;筹款救母，却经常吃喝玩乐等。

　　二、社交众筹问题引发的伦理学思考

　　第一、不违法不等于合乎道德要求。个人求助不在《慈善法》调整范围内，也没有被《民法通则》明文禁止，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可见个人求助项目并没有违法。当然，如果求助者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求助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求助者有一定经济能力或者有其他解决办法，有能力通过自己努力拼搏和艰苦奋斗走出困境，发起求助则是违背道德要求的。也就是说在向社会公众请求帮助之前，应该是穷尽自己所能，而不是随意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强加于社会公众。

　　第二、慈善是典型的道德现象。习近平曾引用季羡林先生的话：“慈善是道德的积累”。“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慈善行为体现着道德精神，不是施舍不是交换，是一种无私奉献的大爱行为，标志着社会文明程度。作为捐助者要端正其行为动机。慈善的“动机应当是‘为人与‘无我，必须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如果含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便算不得真正的慈善”。 献出滴水之力，不求涌泉相报。即便如此，受助者也不能把获得援助当成一种必须，更不能认为是理所应当。

　　第三、利益驱使求助者违背诚信原则。“慈善的道德基础有财富伦理、感恩伦理和诚信伦理。”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一些求助者为了获取资助，故意隐瞒、夸大、编造事实，对善款的需求是“多多益善”，而不是适量接受，获得资助之后，又不能合理使用善款，不思回报社会。这些行为都是有违诚信的，是对公众爱心的践踏。施助者和受助者都应恪守诚信，避免骗捐诈捐、假慈善等行为。

　　第四、求助过程中不可滥用伦理情感。慈善的本质是伦理的。 浏览求助文章时，大多数人都会感动落泪，文中的“父子”“姐弟”“同学”等亲密称呼，促使读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文章用弱势群体的标签唤起读者的同情之心，用求助者具有良好品质来暗示读者，使读者慷慨解囊。通过这种伦理叙事来达到求助目的没有错，如果不设伦理底线，一味地只求利用眼泪指数和直观图片获取同情，则是对慈善伦理的滥用，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三、伦理视角下社交众筹问题的优化路径

　　当前，面对社交众筹中的乱象和问题，公众基本处于无奈境地。公众向身处困境的人深处援助之手的时候，大多都是没有期待回报的，只是希望捐出的钱物都能用到實处，确保爱心顺利到达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互相监督，从以下几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慈善伦理。慈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实现中国梦服务。进行慈善活动的过程中，应文明行事，杜绝“道德绑架”和“骗捐”“索捐”等不文明行为;注重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公众和谐;保障授受自由，授受双方在人格和精神上平等;理性看待慈善和众筹，实现公平正义;增强诚信意识，确保善心不被亵渎;超越宗族圈子和血缘关系，从熟人慈善到陌生人慈善，真正做到与人为善、人人友善，形成优良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第二、培育公众信任，构建信任机制。信任是公益项目的基础，是伦理关系的基石。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公众个人可以通过助人行善得到情感的满足，实现灵魂的升华，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承担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感召受助者诚信处事，进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当然，建立信任机制还需要政府公信力作保障。基于人的社会属性，不仅人际关系需要信任机制来调节，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信任来调节。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应共同参与营造良好的信任氛围。

　　第三、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慈善伦理教育。青少年对慈善伦理的认识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鉴于当前的教育和评价体系，慈善伦理教育在青少年学校教育中基本处于被忽视或者缺场状态。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应加强对青少年思想品德、健康心理、价值观念的塑造，开展慈善实践活动。从青少年时期就对慈善建立的正确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长效，从根本上提升公众认识。

　　第四、注重以家风带动慈善认知和慈善实践。慈善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自古就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之解。慈善行为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家庭教育是慈善伦理的起点。“家庭普遍有助于行善”， 拥有家庭和孩子的父母们通常比单身的青年们表现得更为慷慨，而父母的慷慨更容易带动孩子乐善好施。诚实守信、崇尚道德、互帮互助、团结与共、尊老爱幼、与人为善的良好家风，激励每一位家庭成员躬行践履，以积极的心态认识慈善、践行慈善。

　　第五、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力量。传统文化“是现在的过去， 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 我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都对慈善有各自的认识，总的来说都是倡导向上向善。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动因导致慈善伦理和现实不断产生冲突。因此，必须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同时加强顶层设计，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实现慈善伦理现代化。“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 慈善伦理也是具有历史性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慈善伦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理据，慈善伦理不但要具有中国情怀，还应该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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