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演进中的技术、社会与现代性重构

　　无论是解释人类历史迈入现代社会的过程还是解释某个国家跃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都离不开科学技术这一关键的解释变量。科技创新驱动社会发展，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不竭动力，推动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网络社会。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其演进过程中，对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中，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

　　【关键词】技术 社会 文明

　　【中图分类号】C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104

　　《社会工作》(双月刊)创刊于1988年，是江西省民政厅主管、社会工作杂志社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大陆最早的一份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际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题写刊名，著名专家学者陆学艺、郑杭生、卢谋华、王思斌、王青争、孙士杰等担任学术顾问。

　　技术现代形象的历史缘起

　　技术的内涵具有流动性，技术的概念具有多义性，技术的性质和意义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在词源学上，技术最初指的是关于有用艺术的知识，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工业革命，技术都是指以指南形式出现的关于有用艺术的知识。作为将把“技术”一词引进了英语当中的著作，哈佛大学教授杰克伯·比格劳(Jacob.Bigelow)1829年出版的《技术的要素》[2]一书经常被提到。在该书中的“技术”主要是指有用的艺术或者知识的积累，我们能够安全地穿过大洋，是因为“艺术(arts)”(当时“技术”的含义)比星座更能给于我们成功的指引。在杰克伯·比格劳《技术的要素》一书中，“有用的艺术”主要包括书写、印刷、雕刻、材料、机械和过程等。

　　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特定发展规律的社会现象，公众视野中的技术形象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随着技术在人类文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只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之后，作为一套器械、复杂的工业装置或者抽象的力量的现代技术图象才开始出现。186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所做的一场报告中，杰克伯·比格劳(Jacob Bigelow)告诉其听众“技术在本世纪和眼下……比任何其他文明的角色迈出的步伐都大”。[3]经过考证，技术史学者鲁斯·欧迪克(Ruth Oldenzic)指出，在1865年(MIT真正成立的时间)之后，现代技术才开始呈现出其现代形象，他认为，现代技术概念的确立过程伴随着一些著名技术研究所和工学院的创建[4]，比如，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861年由教育学家威廉·巴顿·罗杰斯创立，由于南北战争，直到1865年MIT才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其办学方向是把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教育与研究结合起来;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于1870年成立，其公认最好的学科为工程、理科和专业管理;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成立于1885年，是美国少数著名的理工学院之一，以计算机科学、电子学、电子技术、通讯技术、机械工业等专业为主;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前身为卡内基专门技术学校(Carnegie Technical Schools)，创校于1900年，创办者安德鲁·卡内基先生，主要是为了给匹兹堡地区劳工阶层的子女提供职业学习教育的理念，1912年更名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67年与梅隆工业研究院(Mello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search)合并，定名为卡内基梅隆大学，该校拥有全美第一所计算机学院和戏剧学院。随着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發展，技术才逐步呈现出了与“有用的艺术知识”不同的“现代图景”，并逐步为公众所认可和接受。不难看出，技术的内涵处于流动中，现代的技术含义不等于其历史上的含义，可以推定将来的技术含义与现代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对技术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一定要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去，不能将其简单的“抽象化”，对现代技术的解释不能脱离其现代性背景。[5]

　　“技术社会”与文明演进中的技术

　　全面认识技术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需要整合技术发展的历史镜像和当代特征，反思新技术革命的特征及其带给人类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历史地看，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都面临着一系列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下来的挑战，需要利用技术工具来战胜各种破坏性力量，但在历史上的诸多社会形态中，“以技术思维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并不多见，并且这也只是在近代发生的事”。[6]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理念之一，“在发展变为现代社会的共同目标之前，大部分社会并不重视技术，而是更看重其他价值，比如，怎么样与自然协调，如何保证社会仪式不出差错，或者如何保护现有的权利机构等。只有在现代社会里，技术才担负起了无所不在的支配性作用”。[7]现代技术已经染指人类历史的根基，是当代社会最值得关注的实践活动之一。

　　提到“技术社会”我们绕不过美国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的学者埃鲁尔，他秉持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精神，但并不是技术灾变论者，也不能被看作“具有误导性的异教徒”。在1962年出版的《技术社会》中，埃鲁尔详细论述了文明中的技术演化、“技术社会”的兴起、主要特征及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

　　埃鲁尔的“技术”概念明显具有宽泛和包容性，除了物质技术，还包含社会技术、抽象技术等。与传统技术不同，在科学帮助下，现代技术成了一种控制方法，不仅被运用于生产领域，而且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商业等以效率为准则的领域。埃鲁尔用效率对技术进行了定义，认为技术是指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合理得到并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体[8]。技术在现代社会具有统摄性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着科学、经济及文化的走向，技术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环境，这就是所谓的“技术社会”。埃鲁尔指出，传统意义上认为技术由人所开发必然可以为人所控制的说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的状况。总体而言，人类既不能给技术发展进行明确的定位，也很难为了人类自身目的而控制技术，技术人员、科学家、产业实践者、公众、社会组织都不能做到对技术的控制，为此，只能寄希望于人类全体形成合力以达成对技术的控制。[9]

　　现代社会的技术决定论者所秉持的“一旦技术开始进化，社会其他因素也会相应变化”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整个历史进程。“了解的历史越久，对未来看得越远”，埃鲁尔对各类传统社会中技术的地位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原始社会是“非技术的”，技术可能起源于巫术，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宗教的。中古时期的技术更多被视为工具，人类并未将自身命运与技术进步相结合。传统社会也都趋向技术使用的改进，关注工匠技巧，而很少关心技术本身。埃鲁尔将传统社会分为外拓型与内敛型两种类型。前者倾向于土地开采、战争、征服等各种扩张形式;后者进行足以维持生计的劳作，关注自身而非物质的扩张，表现出神秘主义特征。18世纪之前的技术具有地方性特征，技术扩散异常缓慢，多偶发性;技术是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技术作为所属社会的因变量而发展，并与社会共命运。19世纪以后产生了迥异于以往的技术现象。技术不再受到限制，而是扩展到所有领域，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并且渗透进每项活动，人类活动也不例外，作为文明内在组成的技术，逐渐远离了审美考量，转而追逐“效率”，具有了“自我增殖”的特性。技术相关的事物呈现出自动增长，在统计意义上，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数量每二十年翻一番。这明显地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过程：技术创造自身。当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出现时，就可能为其他形式的技术创造条件。自我增长性可以表述为两条法则：一是在工业文明中，技术进步是不可逆的;二是技术进步不是算术级的，而是几何级的。[10]

　　“技术研究”：潜力比成就更重要的新领域

　　技术社会的兴起，需要思想界提供恰当的理论解释，需要对工业繁荣作出贡献的元素进行创造性理解。现代社会的兴起之时已经培育了呼唤维护技术社会秩序的学说之需求。大数据时代的人类并没有摆脱碎片化的局限性、也尚未形成关于技术的整体性研究。技术研究的潜力比其成就更加重要，由于环境、健康、安全、网络空间等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大量的社会学能量引入了相关领域，当代技术变化所造成的世界性影响预示着技术社会学领域的伟大未来。

　　我们需要对做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技术作出解释，而对技术现象作出任何有价值的分析都必须涉及历史、理论和数据等要素。技术研究可以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促进人们对技术现象的深入理解和认识。技术研究应当为创造一个“在技术社会中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生活”做好学术上的准备，获取对社会生活以及社会问题的理性平衡视角。如果人们知道社会秩序是怎样成为目前的样子的，他们将会为指导未来的社会变革做更充分准备。

　　“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是一个包括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策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经济研究等在内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该领域对技术人造物、技术系统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一般意义而言，技术研究被看作科技与社会(STS)这一交叉学科的子领域，通常认为，STS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该领域聚焦于对科技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目前STS正在发展成一个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学科系谱。在全世界不少大学都有该领域的研究项目甚至系所，还有特定的会议和学术杂志。比如，1964年，哈佛大学设立“技术与社会学位计划”[11]，1977年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科学技术和社会学位计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著名大学出现了一批系级建制STS机构，如美国1990年RPI、1991年康奈尔大学先后成立STS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指南中多年来一直都设有“STS计划”，基本上每年都有研究项目资助。

　　目前的技术研究还是一个新兴学科和领域，其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很难对其理論路径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评析，在国际学界通常会关注处于很多STS系和STS计划核心的两个子领域上：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与技术的历史学研究。[12]西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潮流中，技术研究出现了新的特征，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了技术研究的特征和新趋势，比如，在《现代性与技术》中，技术哲学学者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以“技术研究：技术的新图景”为标题对技术研究作了具体分析[13];技术哲学家瑞·大卫·福舍(Rayvon David Fouche)在2008年还编辑出版了4卷本的《技术研究》著作[14]，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成果等。总体而言，当代技术研究呈现出一些特征：

　　第一，当代西方的技术研究汇聚在“经验研究”的旗帜下，具有质疑和颠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系统论”的理论目标，反对整体性技术逻辑可以强加和统摄社会逻辑的理论假定。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变化遵循的是一个固定的、线性的路径，其发展路径可以根据内在的技术“逻辑”来解释。技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就是技术是社会塑造的，技术变化受制于社会情境，技术功能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技术理性的内在标准。当然，有些学者可能看到了技术内在要素对技术变化的强影响，倡导技术的社会研究的另一些人则指出，即使技术内在因素对技术变化有限制性影响，这些因素也是社会塑造的——比如，在企业、工程师和用户群体对增长的期望等。[15]

　　第二，当代西方的技术研究都以案例研究为基础，以“深描”作为其重要方法论标识。当代技术研究在其方法上吸收了同时期，相关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性研究方法。自孔德开始，强调实证和“客观规律”是社会学的基本假定;无论是韦伯还是涂尔干，他们都力图寻求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功能论受到了诸多挑战，社会学中的“理解”范式逐步转向“解释”范式。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历程中，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并实践的“深描”方法是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拓展，在《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兹指出，“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16]格尔兹提出了阐述人类学和“深描”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代表人物，学者平奇和学者比克进一步将“深描”方法应用于了技术物研究。对此，学者米萨指出，为了与技术决定论的论调作斗争，技术的经验研究选择的方法就是在细节上重建作为技术被发明、被选择和被应用的条件的社会和政治选择;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家所倡导的“技术的逻辑”在这些细节的微观层次的描述中销声匿迹了。[17]

　　第三，尽管存在不同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路径，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基本理论主张具有统一性。尽管当代西方技术研究具有历史研究与社会研究两个维度、而且还具有三种纲领、四条路径的划分，尽管做了不同案例研究，但其基本理论假定具有同质性，其基本假定就是：现代时期的技术与早期的技术一样都是社会构造的，它们体现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经济的、社会的、职业的、管理的和军事的目标;设计者、工程师、管理者、金融家和技术的使用者都会影响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代技术研究的理论家都意识到了技术可以被以多种形式进行解释和适用。技术史研究向我们显示技术比如电话、互联网和汽车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角色，而其功能和角色又是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18]

　　技术创新发展的多重路径与可选择的现代性

　　在当代技术研究中，“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两类思潮：前者强调技术对社会制度、文化规范等的决定性作用，后者则注重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学解释，强调社会背景对技术的建构性。应当说，“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提供了解析技术与社会关系两种清晰框架，是思考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有效理论工具。但在我们经常所接触到的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实践中，技术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技术”和“社会”都不能被归于某种静态的范畴，过分强调技术的“强制性结构”对我们的研究并无太大帮助。因此，在处理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既反对强调技术内在逻辑的单向的技术决定论，也拒绝过分强调社会因素而忽视技术自身逻辑的强社会建构论。作者认同技术与社会及文化存在某种深层相互作用的观点，“这种相互作用包括互相影响、现实的不确定性、历史的模糊性，导致的抵抗、调整、接受甚至热烈欢迎。为了努力捕获这种流动性的关系，我们使用‘相互建构这一概念”。[19]

　　在全球化语境下，出于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冲动之抵制，尽管不少国家已经不再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不再将“工业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致力追求的目标，“现代性”依旧是理解现代社会绕不过的范畴。当代社会处处渗透着“现代性”，技术决定论与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positivist-technocratic)默默地潜伏在现代化的背景中，“现代化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上。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入到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系屈从于它的律令”;[20]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强调对于特定类型的技术革新增加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的福祉，并使用一系列的量化的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来测度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21]

　　在技术决定论和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视野中呈献给我们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生活基础的“去背景化”的技术。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被定位为文明世界中的“先进国家”，是欠发达国家的“典范”。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浪潮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作为现代技术及其相应的制度性结构和文化表征的现代性是普遍的，尽管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多样的社会形态，包括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但现代性具有唯一性，并且不管或好或坏，它成为了我们社会的范例。

　　西方发达国家业已经完成的现代化建基于“工业化”之上，“工业化”以现代技术的兴起、传播和应用为标志，但并非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遵循的也不是一个僵化的单一模式。“现存工业社会的技术必须被认为是工业主义的一个特殊情况，它与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关，而不是普遍的范式。”[22]有的时候现代技术发展强化了现代性制度并促进了现代性文化的扩展;有的时候，现代技术适应了新的文化价值而出现，“技术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各种相互竞争的群体在这个舞台上都试图推进它们的利益和相对应的文明规划。许多在技术上可行的结果都是可能的，而并不是只有斗争中的胜利者所施加的那一种结果才是可能的”。[23]

　　技术并非命定和不可变的，而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情境的依赖性。比如，互联网经历了一个从军事工具到商业中介再到公民生活方式的转换;自行车和汽车都经历了一个从速度机器到交通工具的转换;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新的意义”被意识到了，其结果往往与设计者的原初目的不同。在当代的生产实践中，生产者往往认同“使用者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用户”参与到了产品设计中。

　　同样，以现代技术和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性也并非一元的。比如，19世纪的日本所经历的现代化是并非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过程，在此期间，日本一方面，注重引进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比如，电报、铁路、军事设备等，采纳西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主张“日本精神”和“民族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样伴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民族文化、民族自醒和地方性实践的独特性并不能在“现代化”的标志下被抹平，相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念更被大众所接受。

　　社会制度与技术发展的适应关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技术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的同样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关联性，二者之间是具有“相互建構”性。现代性是理解技术的基本背景和必要框架，塑造了技术并推动着技术发展;技术是现代性的决定性特征，构造现代生活和权力的“超级结构”。

　　对技术进行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保证人类实践的完整性意义。避免人类的解放事业受到技术理性霸权的伤害。传统与现代经常并不是力量均衡的两种力量。在技术活动兴盛，传统活动式微的现代社会中，捍卫人类实践活动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很明显，全面禁止或限制技术发展并非一种理性的现实抉择，但是在延续技术发展的行程中，明晰传统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对生活于技术中个体提出建议确是必要的。实际生活中，个体选择在一定程度内享受技术便利无可厚非。人类将生活的一部分交由技术处理，从而有更多时间来进行有意义的活动，从个体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权衡取舍，从社会来讲也是一种进步的表征。但个体应当避免将效率至上带入生活各个方面，技术使用者应该把效率追求约束在技术发挥作用的特定时间内。技术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技术活动与传统活动争夺个体注意力的历史，这种争夺战会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激化。从目前情形来看，在技术的巨大诱惑面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个人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约束力才能将技术活动所占比重限制在合适范围之内。人类需要去检视现代性的技术理性，努力去培育一种发现有意义的、具有理性上可辩护性生活能力的意义。人类既不能仅仅想着继续发展技术以隔离风险，也不应当冷漠地屈从于风险，更不应当听天由命式的麻醉自己，而应当沿着直面风险、感知风险和解决风险的道路前行，关心我们周围的世界，赋予我们的生活意义。[24]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研究专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研究”、北京社科基金“风险治理中专家信任构建路径及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VDL05、15ZXB015)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2]Jacob Bigelow， Elements of Technology， Boston： Hilliard， Gray， Little and Wilkins， 1831; 2nd ed.， p. 4.

　　[3][13][17][19]Thomas J.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 8， pp. 46-54， pp. 9-10， p. 3.

　　[4]Ruth Oldenzicl， Making Technology Masculine： Men， Women and Modern Machines in America， 1870-1945，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26.

　　[5]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9页。

　　[6][7]丹尼斯·古莱特：《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转移中的价值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3页。

　　[8][10]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M].Trans，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p. 159， pp. 85-90.

　　[9]张成岗：《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风险挑战及秩序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1]该计划出版了《技术与社会研究》的论文集。

　　[12]注意：当下的许多西方学者并没有把技术的哲学研究纳入新兴的technology studies的范畴，笔者沿用了这一学术传统，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当代技术研究的经验指向。

　　[14]Rayvon David Fouche， Technology Studie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8.

　　[15][18]Philip Brey， Theorizing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in Thomas J. 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p. 50-51， p. 52.

　　[1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第40页。

　　[20][22][23]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7， p. 69， p. 69.

　　[21]Jay Weinstein， Sociology/technology： Foundations of Postacademic Social 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2， p. 153.

　　[24]Lorenzo C. Simpson，Technology， time， and the conversatio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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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文明演进中的技术、社会与现代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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