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论文

海上丝绸之路论文第一篇：唐代绍兴与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摘要：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末，唐朝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唐朝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绍兴是重要的地区之一。绍兴在唐朝称之为“越州”，当时越州的佛教文化兴盛，佛教文化也是越州与日本遣唐使展开交流和学习的主要内容，对于日本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唐代绍兴与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旨在为绍兴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丰富的史学资料参考。

 

　　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相关的研究资料中，对于越州与日本交往史的论述相对较为零散，仅仅在李广志的《明州与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的开山传说》、王勇的《日本文化》、韩昇的《遣唐使和学问僧》等相关文献资料中有一定程度的论述[1]。关于唐代越州与日本遣唐使的具体交往历史缺乏全面的研究。例如，像国外学者的《续日本纪》中载有一段关于越州与日本遣唐使交往的历史信息，“公元761年，日本遣唐使返回日本，唐朝特派遣押水手官越州浦阳府折冲赏紫金鱼袋沈惟岳等九人，越州浦阳府别将赐緑陆张什等卅人进行护送。”关于这段重要的历史信息，国内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均未有所记载论述。又如，日本的高僧天台宗祖师最澄特意前来越州进行佛教文化的学习与交流，在回国后写下了《请来目录越州录》以及日本空海法师在越州展开佛教文化活动的过程等相关资料，国内的史学文献中均未有详细的记载与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

 

　　相对于中国国内对唐代中日交往史的研究成果，日本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则相对更加充分和具体。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后期，日本国内的史学家对唐代中日交往史的研究展开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其中较为典型的论着便是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1955年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在这本书中，木宫泰彦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十分透彻与充分，包含了丰富具体的历史细节。在唐代中日交往史的论着中，以森可已也的研究成果较为典型，森可已也在自己的论着中，针对日本的遣唐使展开了专题的研究，他以时间逻辑将遣唐使的路线分为了三条航线[2]。

 

　　总体而言，日本史学家关于唐代中日交往史的研究相对更为充分，尤其是在对遣唐使的研究方面，记载了大量中国国内缺失的历史片段。对于遣唐使的研究，在日本国内被划分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并且在学术界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由于国内外史学资料中关于越州与日本交往史的记载相对较为零散，所以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通过综合相关史学资料的研究来分析和论述唐代越州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往史。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献分析法

 

　　对于唐代越州与日本交往史的研究，需要以相关的史学资料为基础。在调阅的文献中，不仅要查阅中国国内学者以及日本学者的论着资料，还要结合相关的韩国或者朝鲜的史学资料，综合大量的史学信息，尤其注重对书信，诗文以及碑记等第一手资料的调查和研究。对大量文献的分析是本课题展开研究的基础。

 

　　(二)统计分析法

 

　　通过调阅相关史学资料中关于遣唐使的介绍，整合零碎的历史信息，对其中遣唐使来往的时间间隔，规模以及次数等历史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而为课题的研究提供系统条理化的史学资料参考。

 

　　(三)实证研究法

 

　　除了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分析，本课题的研究还要结合对相关的历史博物馆，佛教寺庙以及相关的遗址遗迹等场所展开是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为相关文献资料的内容提供实物佐证，发掘相关历史文献中遗漏的历史材料信息。

 

　　三、研究重难点

 

　　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1、唐代越州浦阳府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关职能；2、日本佛教高僧空海，最澄等在越州展开的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以及越州佛教文化对于日本国内佛教文化产生的影响；3、唐代越州与日本在经济贸易方面展开的交流活动。

 

　　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本课题的研究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相关史学资料不够充分。一方面国内外史学资料对于越州浦阳府的介绍十分局限，大多文献资料中都是简单的一段话或者一句话的介绍，难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丰富资料的支持。另一方面绍兴本地几乎无法找到唐代的寺庙，有关史学资料中的信息难以探寻得到实物的佐证。2、资料收集的难度相对较大。由于本次研究的课题涉及中日等不同的国度，许多日本国内学者的研究资料并未流传入中国的学术界，在资料的收集中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同时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对于日本或者朝鲜国内史学资料需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本课题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四、研究具体内容

 

　　(一)唐代越州简史

 

　　公元621年，唐朝武德四年将会稽郡改为越州，管辖范围包括会稽县，辖会稽、诸暨、剡城三县以及嵊州、姚州和鄞州三州。同时在会稽县设置越州总管府，管辖越、嵊以及姚等十一州[3]。公元624年，唐朝武德七年改越州总管府为越州都督府，负责管辖五个州。公元711年，唐朝景云二年，越州被划定为中都督府，所督不足十州，隶属于江南道。公元758年，唐朝乾元元年，废除越州中都督府，设置浙江东道节度使，负责管辖辖越、睦、衢等八个州。公元896年，唐朝乾宁三年，钱镠在平息董昌的叛乱后，将越州称之为东府。

 

　　(二)遣唐使的航线以及次数分析

 

　　结合对相关史学资料的分析，唐代遣唐使的航线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条：第一条是遣唐使展开中日交往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的航线为北线；第二条是遣唐使展开中日交往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航线为南岛线；第三条是遣唐使展开中日交往的末期阶段，这一阶段的航线为南线。在这三条航线中，南岛线与南线均与越州有关联，其中横跨东海的南线是越州与日本交往的主要海上航线。

 

　　对于遣唐使往来次数的统计，学术界因计算方法的不同存在这一定的差异。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中，以日本东野治之等史学家的20次主张最具代表性。在这20次的往来记录中，与越州相关的分别是第4次，第12次，第16次以及第18次。根据相关史学资料的记载，遣唐使初次到访越州的时间在公元659年，当时的人数大约在240左右。此后，分别与公元752年，公元761年和公元804年到访过越州。其中，在公元804年的那次中日交往中，对日本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空海以及最澄都到过越州的会稽。

 

　　(三)遣唐使与越州的交往

 

　　1.经济贸易交往

 

　　结合相关史学资料，越州与日本展开经济贸易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遣唐使展开中日交往的初期阶段。公元9世纪后，唐朝的对外交往进入鼎盛时期，在东南沿海形成了一条包括越州、宁波、新罗以及日本的新星贸易网络。越州与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交往也随之变得昌盛起来，越州的商人瞻景全、刘侍献等成为中日经济贸易交往的主力军。

 

　　2.文化交往

 

　　根据相关的史学资料记载，鉴真在东渡时曾来过越州展开佛教文化的交流，其中第五次东渡到访的寺庙疑为越州的崇福寺，但是由于缺乏充足资料的支撑，这一观点仍有待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日本的空海、最澄以及圆珍等佛僧在越州的龙兴寺和开元寺以及上虞的峰山道场等地展开过文化的交流与学习，这些佛教文化也构成了日本佛教文化的重要根基。

 

　　五、研究的创新之处

 

　　相对于以往对地方史的研究方法，本次课题的研究突破了地方与国度的限制，既从绍兴本地以及国内史学资料的记载进行分析，又结合了日本乃至朝鲜韩国等地的史学资料，从当时东亚整体的角度对绍兴与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展开了研究。同时在研究的方法上，本课题的研究结合了史学资料与实物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力求真实完整的反映出当时的那段历史。

 

　　参考文献

 

　　[1]韩春鲜,光晓霞唐代扬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与文化交流[J]唐都学刊, 2019,35(02):53-57.

 

　　[2]冯相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高僧义净西行求法研究[].德州学院学报, 2019(5).

 

　　[3]潘伟利.中日“海上丝路”与唐诗东传[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海上丝绸之路论文第二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三维探析

 

 

 

　　摘要：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在历史之维延续了中国古代丝路精神；在实践之维开创了国际海洋合作新范式；在目标之维彰显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最高指向。该倡议的提出不仅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而且通过构建海洋领域的开放平台，既有利于推动“海丝”沿线国家间在海洋领域的交流、合作与发展，推进海洋领域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有利于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构建的实现。

 

　　关键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略海洋;海洋命运共同体;

 

　　自古以来，海洋就是联通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交流与沟通的纽带与桥梁，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宝库。因此，“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依托于海洋，人类社会的交流联通依靠着海洋。当前以海洋为载体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全球化合作正在日益紧密。因此，共同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既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加快海洋领域全球化的进程，同时通过构建海洋领域的开放平台还能够推动“海丝”沿线国家间在海洋领域的交流、合作与发展，深度契合“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一、历史之维：延续中国古代丝路精神

 

　　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秦汉，发展于魏晋，繁荣于隋唐，鼎盛于宋元，停滞于明清，是一条始于丝绸、茶叶、香料、陶瓷衍生为经贸文化交流的世界性海上贸易黄金通道。因为我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相互交错的过程，因而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不断在曲折中得以向前接续发展。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秦汉时期，我国进入第一个大一统阶段，国家的相对安定以及国力的较为强盛都为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木帆船的产生发展以及近海航行技术的极大进步，加之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准确摸索到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并将其准确应用在航海上。因此，在秦代我国就已经有徐福船队东渡至朝鲜、日本，在汉代更是出现西汉海船远航至印度洋，这条航线也成为我国最早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再度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社会的动荡不安也延缓了我国海上贸易活动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东南沿海形势相对稳定繁荣，因此在这一时期我国航海中心开始自北向南转移，东南沿岸出现了东吴船队巡航台湾与南洋，同时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航运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当时通商的丝路船队最远已经能够到达波斯湾海域。

 

　　结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时期后，我国也迎来第二个大一统阶段———隋唐时期。在隋唐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得到空前发展，引领着世界经济贸易潮流。特别是在以开放和包容为气度的唐朝，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艺术、思想等领域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航海技术也因此得以日趋成熟完善，那时的人们不仅能熟练掌握季风航行、利用北极星的高度进行天文定位导航、运用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测量航海陆标，还能够准确解释潮汐现象以及利用赤云和晕虹预测台风。因此这一时期，大陆与台湾恢复了通航，鉴真东渡直至日本，海丝商船直航远至红海与东非之滨。在东海、南海和印度洋上，满载着我国各类货物的船只随着季风航行而去到亚欧各国，又带着丝路沿线各国的物产、科技、宗教回归国内。各国的文化、思想、科技在海上丝绸之路得以交汇、融通。唐朝国都长安也因丝路兴盛，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国际性都市，各国使臣、商人、僧侣纷来沓至。但即便当时唐朝处于世界中心，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一直都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在平等自愿、互学互鉴的原则上。此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的全面繁荣，在我国东南沿海还出现一批像广州、泉州的大型海港，同时唐代为了大力发展对外航海贸易事业还专门设置了总管海路邦交外贸的市舶使。但随着唐朝的由盛转衰，我国又一次经历分裂局面。五代十国时期，东南沿海航海贸易的昌盛繁荣使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保持着接续发展，而这些都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与衰退

 

　　宋元时期，以罗盘导航为标志的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国也率先进入“定量航海”的新阶段，再加之水密隔舱技术在造船业的广泛应用以及前人广泛积累的天文、季风、台风等一系列航海知识得以熟练掌握，宋代开辟出了第一条横越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靖康之变”后，宋朝皇室开始南迁，在这一过程中大批具有先进造船经验与航海技术的工匠和农民也随之南迁，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因此，南宋时期就更为注重对“海上丝绸之路”线路的开拓，建立通航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达到了五十多个。而到元代，无论是远洋航行规模还是造船、航海技术更是远超唐宋，“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甚至已经能够延伸至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沿岸，与一百二十多个亚非欧国家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自1405年起，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深度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海上交通网络。然而，在郑和下西洋不久明朝政府就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随着明清封建主义逐渐保守与僵化，我国繁盛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从此进入由盛转衰的停滞时期。

 

　　纵观近千年来，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跨越茫茫大海联通着世界，为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以及东西方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碰撞作出了巨大贡献，开放性也由此成为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最鲜明的精神特质。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国际间普遍广泛的交往使世界各国不断对外开放从而成为一个整体，各民族、各国家也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信赖中形成普遍、完备的生产方式，历史也真正转向“世界历史”。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准确把握历史与理论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融通古今，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重新解读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并赋予“海上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因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既延续了我国古代的丝路精神，同时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中国化运用。

 

　　二、实践之维：开创国际海上合作新范式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将我国“对外开放”与“经略海洋”这两大战略思想相联系，以国际重要港口为节点，旨在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通融、民心相通，推动生产要素依托海洋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开创合作模式多样、涉及产业多元、覆盖范围广泛的国际海洋经济合作新范式。

 

　　（一）“政策沟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供首要保障

 

　　我国通过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签署海上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参与多边合作组织等多种合作机制共同制定新政策、达成新共识。2014年，我国与马尔代夫共和国签署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谅解备忘录并与斯里兰卡签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马欣达愿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2015年，我国同匈牙利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也是我国首次同欧洲国家签署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文件。2017年，我国与葡萄牙正式建立了蓝色伙伴关系，并与欧盟共同举办了“中国-欧盟蓝色年”。2018年7月，中欧又签署《关于为促进海洋治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经济繁荣在海洋领域建立蓝色伙伴关系的宣言》。在此基础上，2019年9月，首届中国-欧盟海洋“蓝色伙伴关系”论坛在布鲁塞尔顺利举行。由此可见，“政策沟通”不仅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与沿线各国政府之间的政治互信，更为投资、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国际海洋领域间的自由快速流动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设施联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基础领域

 

　　港口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枢纽，打通了中外交往的海路，书写着国际海洋贸易新篇章。因此，我国一直都是在尊重沿线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在吸收高质量、高效率的海洋生产要素进入我国国内市场的同时，将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海上基础设施产业推向全球化市场，从而推动我国一批优势涉海企业“走出去”，主动承揽国际海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优势涉海“产业整体输出到不同的国家去，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涉海工业体系”。“设施互联”既能最大程度实现国内资源有效配置又能够助力国际港口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建设安全高效的海上运输大通道。至2019年4月我国已经在全球20个国家参与了56个国际港口的建设或投资，并建成多条安全通畅的海上通道。目前，我国仍在建设的国际港口有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阿联酋哈利法港。

 

　　（三）“贸易畅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核心内容

 

　　“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来。”我国凭借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优势，自2009年开始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2011年推动建设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2015年又提出打造广州南方国际航运中心。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南北分布均匀的国际航运中心体系。至2019年11月，我国已经相继建立上海、广东、天津等十八个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并与47个丝路沿线国家签署了38个海运协定。其中，以“丝路海运”命名的有“50条航线，开行1024个航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86.12万标箱，同比增长超过10%。‘丝路海运’的规模和国际海运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推动了国内港口与沿线国家港口之间的贸易往来”。

 

　　（四）“资金通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供有力支持

 

　　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构建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拓宽海洋产业国际合作的投融资渠道，打造以我国为中心的国际政经网络。因此，除了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专项资金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我国各级政府、境内外金融机构、民营企业等主体也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多种专项基金与贷款。至2017年底，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性专项投资基金有20只，地方性丝路基金有52只，而这其中专门涉海的专项基金就有4只（如表1所示）。

 

　　 2011-2017年涉海的“一带一路”专项基金    

 

 

　　（五）“民心相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凝聚社会力量

 

　　近年来我国举办了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海上丝绸之路与跨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国际海洋交流会议、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打造了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特色的专属旅游线路、还举行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国际艺术活动等一系列与海丝相关的活动。同时我国还积极举办了2016年澜湄国家旅游城市（三亚）合作论坛、2020第十二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等一系列涉海的国际性会议与赛事。通过这些活动，筑起了我国与沿线各国相互交往的桥梁与纽带，更加深了各国民众之间的认知与了解，增进了世界海洋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三、目标之维：彰显“海洋命运共同体”最高指向

 

　　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范围内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变化，新的挑战风险也层出不穷，例如当前随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而在海洋领域，当今世界各国间海洋权益的博弈也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沿海各国都想在海洋开发中占据更多海洋资源优势，因此想要解决当前各海洋国家日趋激烈的争端，就需要用共同体思想去化解这些争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将“世界历史”理论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相融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重新审视我国乃至世界因海洋问题产生的诸多矛盾，对未来世界海洋发展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海洋安全领域的进一步深化

 

　　一方面，“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海洋安全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基本出发点就在于我国在处理国际海洋利益争端时始终秉持的是平等协商的基本立场，并始终提倡世界海上武装力量以共同体这一形式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以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共同保障海洋领域的和平与安全，以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展营建一个和谐稳定的外部海洋环境。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

 

　　另一方面，“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理念，更是一项长期实践。“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则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在海洋国际贸易、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上都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而在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严重缺乏话语权，导致一个不平衡、不对等的全球化。……基于这种大形势，东盟国家出口受阻、投资资金不足。而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内市场，可以吸收其商品，也可以为其提供资金，满足其外部市场与资金需求。”因此，我国所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在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的基础上，希望世界各国都能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纽带搁置海洋权益争端，增进国际合作的共识，共同应对海洋领域的安全威胁，共同开发、利用、保护海洋资源，构建一条依托海洋走向世界，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海上经贸之路，并以此带动国际间蓝色经济的协调发展、蓝色文化的相互交融，让沿线各国人民过上“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海洋福祉，最终彰显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最高指向。

 

　　经略海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和平崛起过程中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他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的把脉，是他对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是他治国理政、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抓手之一。该倡议不仅是推进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同时因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结合而更具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1]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海洋强国战略思想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N].大众日报, 2019-05-1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发展改革委就《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举行发布会[EB/OL].发展改革委网站

 

　　[4]李慧颖，董建国.国企牵头福建打造海丝‘合作新品牌[N]经济参考报, 2019-08-30.

 

　　[5]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 2020-09-04.

 

　　[6]王志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习近平的全球化理念[J]党政视野, 2015(6).

 

　　[7]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