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小论文范文3000字

来源：中国期刊网分类：管理发布时间：2021-06-21 浏览：0次

摘要：管理学在19世纪成为一门学科，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在千年人类发展过程中管理思维的存在就忽视管理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出现。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也引入了这个新事物。受时代内容的影响，人们不得不直视各种困难，做出相应的改变。因此，本文从新时代背景下管理面临的挑战出发，对管理理论进行新的思考，即管理理论的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管理学；理论；分析；再思考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类活动的发展，管理学理论应运而生，并作为了人类文明最有力的代表，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管理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并在这上升的过程中形成了管理学理论。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所以由于在19世纪20年代这两个因素的巨大进步，推动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的方式出现。知识经济在两个世纪的洗礼下成功的成为了现在的主流，所以管理学理论不仅要通过创新来解决自己发展初期遇到的困难，还要主动去适应管理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在社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现状。

一、分析管理学理论的历程

从管理学理论建立直到现在，它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下面就是对这四个阶段的分析与理解。

（一）对科学管理理论的概述

泰罗之所以有"科学管理之父"的称誉，是因为他创建了科学管理理论，并且他的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还对当时社会的改变起了尤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提高劳动效率这一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成为了当时生产改革的导火线，让当时的生产者纷纷进行了改革。但是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所以法国的管理学之父亨利·法约尔创建的古典组织理论顺其自然的代替了泰罗，并进一步将提高劳动效率这一核心理论当作提高组织工作效率的要求。当然只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些能够代表科学管理理论的存在，例如：韦伯的行政模型、巴纳德的权利接受理论等。针对以上内容来说，这一阶段主要为管理学在提高劳动和组织效率的方面做出贡献，让管理学具有独立性，但是还是存在着忽略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和环境对管理的影响等弊端。

（二）对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概述

科学管理理论提高了资本家对劳动和组织效率的关注，所以就忽略了对工人的管理，因此工人与资本家矛盾上升、劳动力罢工这类事件不断发酵，因此本着重视人际关系、以人的行为为主导，探索主导人背后的动机和情绪为目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与科学管理理论的注重点不同，它将劳动者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将组织中动态和人际关系研究作为了重点，在管理时秉承激励和需求这两种手段，但是最后因为损害了资本管理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而沦为了空的理论，没有得到实践。

（三）对管理丛林理论的概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需求和管理组织也渐渐增多，一些科学家和研究者对管理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因为他们在知识、地位等各方面存在差距，所以为了对管理理论有一个好的梳理，管理丛林理论应运而生。管理学研究学派也从1961年美国管理学罗德·孔茨分成的6个学派变成了1980年11个学派，可见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是长久的。

（四）现代管理学理论

现代管理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动态化、全体化、信息化、柔性化这四个特点。动态化是针对管理学理论在发展时会根据外界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管理学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论存在着。全体化是要求管理者要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策制度下去思考管理行为，要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发展活动。信息化要求管理手段要在电子等方面进行一些创新和发展，柔性化则是现代管理学理论较为重要的标志，主要是对人、团队、文化等方面进行改变，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二、新时期管理学理论的再思考

（一）管理学理论发展的特点

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动态性，体现在管理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在组织管理时呈现的各种不同的管理形态。对管理学理论这一门科学来说，要遵循典型和一般这种反复的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并逐渐扩大管理学理论涉及的范围和领域。管理学理论的动态性受时代发展、经济形式变革、人类思想文化进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把人、组织和社会作为主体的管理实践是管理学理论的主要因素。所以，管理学理论无论是发展的推动力还是服务对象都是人、组织和社会。可想而知，如果想创新管理学理论就需要将人、组织和社会结合起来并进行创新。

（二）分工与协作对管理学理论的作用

建立理论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分工理论，而亚当斯密是以机械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分工理论的建立者。虽然分工理论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是在面对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时分工理论所带来的弊端也在慢慢的显现出来，并对组织的整体协调性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损害了组织整体效率发展的步伐。面对这一情况，采取了用对整体的管理来提升效率的办法，整体是组织，管理是用系统观为基础的管理理论。虽然这一想法是好的，但是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整体效率提高了，局部效率却下降了的弊端，还是不能完全的解决这一问题。在尝试以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为基础，通过把管理学理论引入辩证的观点这一方法，能够得到分工与协作是相互联系，不是独立存在的结果。在管理学理论中适当运用分工与协作，将二者结合起来，能够更好的适应管理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特点。

（三）创新管理理论的途径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组织的发展氛围也发生了变化，这种不能预测的变化会给组织带来很多的挑战，如何更加有效的去应对这个挑战，这成为了组织发展的新问题。其中，创业的管理模式在不断的发展，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时代的变化总是从确定到相对稳定，再发展到动荡最后达到一个完全稳定的状态。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之中，创业管理模式能够不断的随机应变应对各种挑战。创业管理理论是围绕着机会、资源、企业家与团队、组织方式、时间和环境构建的组织管理模型，其中有很多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这些决定性因素进行管理，可以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也可以让创业管理模式更快的发展，这就要求组织的人员必须具有创新的意识。因此不断的进行改革创新，正是新时代所需要的发展动力。

三、结束语

管理学理论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下应运而生的，并与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进步。管理学理论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一个阶段对管理学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升华，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新的进步，但在新时期的管理学理论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面临创新这一巨大的挑战。而在知识时代和经济时代，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管理学理论，管理学理论的核心是动态管理，所以再利用管理学理论时不仅要抓住这一核心，还要对管理的方法进行创新，以便组织和企业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郭金录。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分析与再思考[J].管理观察，2017（26）：124-125.

管理学小论文

管理学小论文3000字范文二：基于管理学课程的几点感悟

摘要：管理活动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了，它发展到今天，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未来会继续发生改变。历史上也发展出了许多优秀的管理理论。作为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将要成为管理者的我们有充分认识并学好管理这门学科的必要。管理作为一门动态的学科，掌握了它，可以帮助管理者做好将来从事管理工作的准备。本文主要针对对斯蒂芬。罗宾斯的《管理学（第九版）》的主要内容作简要阐述，并发表自己的认识与看法。

关键词：管理理论；管理者；管理；管理学；认识

一、管理的昨天与今天

（一）管理与管理者

1.管理

管理是在特定的组织内外环境下通过协调和监督他人的活动，有效率和有效果地完成工作。效率：正确的做事。高效率就应该是低资源浪费。效果：做正确的事。高效果就应该是高目标达成。基本的管理职能：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

2.管理者

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昨天）通过协调和监督他人的活动达到组织目标。（今天）管理者需要扮演十种角色，可归入三类：

1）人际关系角色包含了人与人以及其他具有礼仪性和象征性的职责，包括挂名首脑、领导者和联络者。

挂名首脑：是象征性首脑，必须履行许多法律性或社会性的例行义务。领导者：负责激励下属，人员配备、培训以及有关的职责。

联络者：维护自行发展起来的外部信息和消息来源，从中得到帮助和信息。

2）信息传递角色包括接受、收集和传播信息。三种信息传递角色包括监听者、传播者和发言人。

监听者：寻求和获取各种内部和外部信息，以便透彻地理解组织与环境。传播者：将从外部人员和下级那里获取的信息传递给组织的其他人员。发言人：向外界发布组织的计划、政策、行动以及结果。

3）决策制定角色是作出抉择的活动，包括四种决策制定角色，即企业家、混乱驾驭者、资源分配者、谈判者。

企业家：寻求组织和环境中的机会，制定"改进方案"以发起变革。混乱驾驭者：当组织面临重大的、意外的混乱时，负责采取纠正行动。资源分配者：负责分配组织的各种资源--制定和批准所有有关的组织决策。谈判者：在主要的谈判中作为组织的代表。

同时，管理者需要拥有三种技能：技术技能、人际技能、概念技能。技术技能就是使用某一专业技术和知识完成任务的技能；人际技能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概念技能就是洞察企业与环境的技能。

管理者在进行管理活动中，既需要周密的想法，也应该有实际的做法，即思考与行动相结合，才能成功地进行管理。

（二）管理理论

20世纪初，随着古典管理理论的产生，出现了泰罗、法约尔、韦伯三角度古典管理思想，产生了科学管理理论，包含有14条管理原则的一般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发展了权威的结构与关系理论。这些理论为当时的社会解决了不少企业组织中的劳资关系、管理原理和原则、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初形成了了管理思想的指导和科学理论方法。

有了这些理论为基础，管理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到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随着一次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出现，行为管理学理论阶段也由此而产生。一些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在这时期受到行为管理学理论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赫次伯格的双因素论、麦克莱兰的激励需求理论等。值得一提的是，以霍桑研究为代表的组织行为理论，它的要点是：：①职工是社会人；②企业中存在非正式组织；③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程度。同时，可以描述为"如果，那么"的权变理论也是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它强调不存在简单的和普遍适用的管理原则，不同的和变化的情境要求管理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技术。权变理论强调的四个变量分别是：①组织规模，②任务技术的例行程度，③环境的不确定性，④个体差异。简单来说，它告诉了我们如果处于什么情况下，那么这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因为组织甚至组织中的工作单元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多样化的，所以无疑是符合逻辑的。此外，还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等早期动机理论需要注意。

随着科技和信息的发展，管理理论当前面临着关于全球化，道德，劳动力多元化，创业精神等的问题，因此我们这些将来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应当有关注以学习文化为特色的知识管理、强调持续学习，使用变革的学习型组织以及质量管理（关注顾客，持续改进，关注过程，改进作业质量，精确测量，员工授权）等问题的必要。

二、影响管理成败的因素

（一）文化与道德

1.文化

文化主要指组织文化，它是组织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组织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综合。我们应该相信，尽管个人具有不同的背景或处于不同等级，他们仍往往采用相似的术语来描述组织的文化。

组织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对计划的影响：包括计划的风险度、制定计划中个人的作用以及对环境的关注程度。2）对组织的影响：对雇员的自主程度、强调个人还是团队、部门间的相互联系程度。3）对领导的影响：对雇员的工作满意度的关注程度、领导方式和对待冲突的处理方式。4）对控制的影响：对雇员的授权程度、对绩效的评价标准取向和对预算超支的反响。当前组织文化面临着四个问题：创建道德的文化，创建创新的文化，创建回应顾客的文化和培育工作场所精神境界。就我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有理由认为，道德是最值得看重的，它应当是影响任何事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2.道德

关于管理道德，它的定义是管理者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是在社会一般道德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殊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在管理中，如果只追求自利，不考虑利他，不考虑道德，不尊重别人的自利，只坚持自己是目的而不择手段，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狼与狼的关系",成功的管理就无法达成。生活中大凡能成功的人都能够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自利与利他的关系，并遵循"欲自利必利他","欲达目的必作为手段"的法则行事，解决自利与利他矛盾的根本出路――公正和平等。

我迄今为止短暂的人生历程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只靠理论与制度创造不出奇迹，理论与制度只是实现公正、合理的一个条件，要成功还离不开另一个条件，这就是道德。制度和理论只是从外部泛泛的约束工作成员的行为，而道德则是塑造成员发自内心的服从，遵守制度的品质，从内部激发追求公平、公正的高贵精神。可以说，所有制度、规则是管理的外部机制，都是按相同的理论来编的，各大公司的制度都大同小异，因为所有的制度编制依据都来源于一个目的---成功的管理以及盈利。而道德则是调节管理的内部机制，是更根本的东西。

（二）管理者本身

1.懂得沟通

能运用反馈，简化语言，积极倾听，控制情绪，并在沟通中注意非语言提示的管理者，才能确保与被管理对象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应当掌握跨部门沟通，利用小道消息，对付小道消息等的方法，使管理工作能更成功地进行。没有沟通，就没有管理，没有沟通，管理只是一种设想和缺乏活力的机械行为。沟通是企业组织中的生命线。好像一个组织生命体中的血管一样，贯穿全身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促进身体循环，提供补充各种各样的养分，形成生命的有机体。

只要与员工保持良好的沟通，让员工参与进来，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在企业内部形成运行的机制，就可实现真正的管理。只要大家目标一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企业所有的目标都会实现。那样，公司赚的钱会更多，员工也将会干得更有劲、更快乐，企业将会越做越强，越做越大，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也就越多。

2.懂得激励

激励员工必须与员工参加工作的动机很好的结合起来。可以参考上面提到过的早期动机理论以及未提到的当代动机理论：：三种需要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强化理论、具有激励作用的工作设计、公平理论和期望理论。

当然，在现实的管理中，孤立的看待和应用以上的各种理论是不妥的，实践中激励和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要使激励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就必须考虑到奖励内容、奖励制度、组织分工、目标设置、公平考核等一系列的综合因素，并注重个人满意程度在努力中的反馈。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激励理论都是一般而言的，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特性，他们的需求、个性、期望、目标等个体变量各不相同。从而领导者运用激励理论时，应该针对员工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方法。

在现代社会中，应该设计形式新颖的激励计划，来改善企业员工的满意度和绩效。比如：灵活的办公时间（压缩工作周、弹性工作制）、工作分担、远距离办公、绩效工资方案、账目公开管理等。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企业通过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才能吸引人才，充分发挥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三、结论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本文力求通过对《管理学（第9版）》的简要阐述，为自己更好的学习理解管理学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也深信通过该论文的撰写使自己加深了多管理学的认识，为接下来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便。

（二）本文的不足及进一步展望

由于时间，篇幅等条件以及本人认识方面的限制，本文仅粗略地阐述了《管理学（第9版）》的部分内容以及个人的一些浅薄的认识，对一些方面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同时，因为第一次撰写论文，在论述上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人能一蹴而就，对管理的认识也将随着今后的学习进一步加深，写论文的技巧也会通过实践而进一步成熟。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自己更加优秀的学习成果。.

摘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在不断变化，管理理论走过了不断发展的历程，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从凌乱到有序，不断向科学化、系统化迈进。本文简要介绍现代管理理论的概念，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现代管理理论的特点以及现代管理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管理理论；发展历程；发展趋势

管理学小论文

人类的管理活动，可以追溯到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分工日益复杂，人类的管理思想也相应地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奴隶社会的管理，已被一种独立的对象和过程纪录下来。古埃及人建造宏伟的金字塔；古希伯来人则研究了"组织的概念等级原则，例外原则";古巴比伦成为最早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的典范；《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论述管理的着作，尤其是儒学中所蕴涵的管理模式，为当代企业管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论启示。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揭示了社会和组织可以从劳动分工中获取巨大经济效益的事实。开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机械力迅速取代了人力，在工厂中制造商品成为更经济的生产活动。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铁路发展所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在欧洲和北美出现了一批大型企业。如洛克菲勒建立了垄断性的标准石油公司，卡内基控制了美国钢铁工业的三分之二。这些企业的运作不仅需要正规化的管理，更需要规范化的管理理论。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日益多样化，生产过程日益自动化，新的世界革科技命高潮迅速发展，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客观上对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把握瞬息万变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需要了解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发展趋势，掌握其特点。同时，在理论上运用过程方法，系统方法，权变理论综合多样化的管理思想，构建现代管理理论的统一框架，使之在变化着的管理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人类管理思想演进的必然趋势。

一、现代管理理论的概念

现代管理理论是继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之后，西方管理理论和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一系列学派。与前阶段相比，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学派林立，新的管理理论、思想、方法不断涌现。美国着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认为当时林林总总共有十一个学派：经验主义管理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

二、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

1990年后，受时间不一致性理论和货币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的影响，欧美国家普遍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稳定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目标制可视为新古典经济学派关于预期管理的基本模式。伴随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行，西方国家央行的政策制定发生了重大变化，放弃了制定政策的神秘性和不透明性，逐渐增加了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克鲁格曼（Krugman）在1998年和1999年研究日本的流动性陷阱时提出了预期管理的思想，只是没有用预期管理这个词。1998年他的论文在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基础上，引进理性预期概念，建立预期管理的一种理论模式，作为针对流动性陷阱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艾格尔逊和伍德福德（EggertssonandWoodford）在2003年研究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时指出，治理通货紧缩的关键是预期管理。可以说，现代预期管理思想起源于对日本流动性陷阱研究。

进入本世纪后，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预期管理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到现代预期管理理论阶段。现代预期管理理论继承了政策透明和公开的思想，放弃了固守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思想，新凯恩斯经济学派在指导预期管理理论发展上开始占上风。这导致了最近10余年来货币政策观念的明显改变，预期管理成为了货币政策的核心问题。莫里斯（Morris）和Shin在2008年对这一改变作了介绍："最近15年时间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看到了对货币政策理解和引导这两个方面认识的明显革命。""这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的观念改变。传统的观点视货币政策为工程问题。面临控制范围以外的不确定性，央行有一组可控制的操作工具，试图操作这组工具达到它的目标。现代观点视货币政策为一策略问题。""依据这一现代观点，货币政策的核心问题是管理和协调预期。相对于央行的直接工具变量控制，如控制隔夜利率，央行传递信息更为重要。"

在1989年至1994年，中国粘性预期理论也形成了与现代预期管理理论模式类似的预期管理模式，对现代预期管理的两种基本模式（Krugman流动性陷阱和Morris和Shin的太阳黑子比喻模式）均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对现代预期理论涉及的政策策略、协调预期、政策目标、政策透明、政策可信度等都做过类似论述。完全可以说，现代预期管理理论并不是从国外输入的泊来品，而是早已扎根在中国经济实践的土壤中。[1]

三、现代管理学理论的特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市场经济动力机制、运行机制的特点使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对之进行理论概括是建立统一的现代管理理论科学体系的前提。我们认为应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动力由追求近期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企业长期资本增殖率的提高与稳定，即转向追求企业存在与长远发展。

第二，企业战略成为科学决策与贯彻实施企业目标化的首要保障。而经营战略的发展趋向则是全球化与长远化。经营方式的总战略是保持与发展技术优势的主阵地，同时进行多角经营，使以盈补亏的机制在时间与空间上伸展。经营组织的总战略是大型化与分

权化相结合，因为大型他才能保证战略的全球化；分权化（即使企业集团成员企业独立核算形成多极分散的利润中心）才能避免大型组织的僵化和过度集中。在科研与投资战略上则趋向于联台化、协作化、同际化。

第三，全面创新是保持企业活力的中枢。所谓全面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文化创新。其中每个方面的创新又必需是全面的。技术创新包括产品与服务的品种创新、工艺与设计创新、质量创新。组织创新包括经营组织、管理组织与制度、生产管理与组织等的全面创新。

第四，对人的重视、培养与利益的平衡成为管理的中心。重视技术与管理人才与全体职工素质的提高，实行全方位的激励制度。

第五，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索。现代管理手段和技术方法被广泛应用。[2]

四、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

（1）现代管理理论发展趋势之一，是把理性管理同艺术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要高度重视管理经验的重要性。

（2）现代管理理论发展趋势之二，是把企业中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所谓正式组织，指的是企业为了有效实现其目标，所规定的组织成员的正式的相互关系和组织体系，包括组织结构、方针政策、规划方案、规章制度、运行方式、管理模式等；所谓非正式组织，是指组织中没有经过上级或一些相关的程序而建立起来的以感情联系为主要沟通方式的组织，而行为科学则强调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要想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这两者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

结论

文章通过查阅各种资料对现代管理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主要介绍了现代管理理论的概念，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现代管理理论的特点以及现代管理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下一步可以研究一下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由于时间有限，本人在这里不做深入讨论，有兴趣者可以了解相关知识。本文只是个人的见解，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参考文献：

[1]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教授着。现代预期管理理论发展过程总结。

[2]荣世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规律及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天津。

[3][美]克美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孙耀君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85

[4]芮明杰着。现代企业管理创新。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

管理学小论文

管理学小论文3000字范文四："科学"与"人":管理学中的两大主题

摘要：管理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管理自觉的体现，也是工业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近代早期产生的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传统在管理学的发展中也得到了体现，构成管理学中"科学"与"人"这两大主题。其实，"科学"与"人"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两大主题，只不过管理学对这两大主题的诠释更具有典型性。总体看来，在管理学的发展中，"人"的主题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而"科学"的主题得到了充分的诠释。特别是在管理实践中，造成了人的失落和异化，也把整个社会推向了"非人化"的一极。现在，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建构问题。因而，整个社会科学都需要通过自身的重建去在社会重构中确认自己的角色。管理学如果实现了自身的重建，是可以在社会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但是，管理学在自身的重建中必须实现主题的转变，即把"科学"与"人"的主题转变为"行动者"的主题。

关键词：管理学；科学与人；行动者；官僚制组织

卡蓝默指出，"别再装模作样地认为，市场、科学和技术会自动保证我们本该用相应的公共管理来加以保证的平衡。市场、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工具。它们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只是它们仅仅是工具而已。现代之悲剧在于，正如其在西方定义且在世界其余地方所广泛确认的那样，市场、科学和技术迅速地脱离了工具的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目的（有时候甚至成了必然！）强加于人类社会并导致了结局莫测的重重危机。"1虽然卡蓝默在这里是针对公共管理而提出的批评意见，但对于所有的管理活动乃至人类在20世纪这个时代中的几乎全部活动来说，都是适用的。自从人类社会实现了管理自觉之后，就一直徘徊在"科学"与"人"这两个主题之间，处在选择困难的状态中。就管理实践而言，应当说科学的主题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而在各种社会理论对管理学和管理实践的批评中，则不断地申述人的主题。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批评意见中，都强调指出管理把工具变成了目的，而原本应当成为目的的因素也就隐退了，社会异化为人的对立物，不再适宜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对人的生存构成威胁。

工具的目的化几乎遍布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比如，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政府等公共部门中的机构本来应当是服务于人类有序生活和更多福祉的工具，但它却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了整个社会的目的。由于它自身成了目的，就会去营造一种科学至上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技术的强化去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以求借助于科学和技术去达成对社会的控制。在组织系统中，管理本来是围绕着人展开的，是服务于人和从属于人的，然而，在管理的控制追求中，走上了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处处都实施着对人的压制，排斥了人应当拥有的那些因素。对于这一问题，也许人们以为将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就能得到解决。这种想法也许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是可行的，然而在今天，这种社会的异化状态如此深重，已经不可能再通过这种简单的颠倒去解决问题了，而是需要寄希望于根本性的创新去加以解决。这是因为，我们正在走进一种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人类处在有可能将它毁灭一万次的活火山上，简单的颠倒所带来的振荡随时有可能激活这个活火山。如果说管理活动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首先对管理这一项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成就进行思考，即反思管理学对待科学与人这两个主题的态度，去寻求管理学继续前行的道路以及管理的未来方式。

一、管理学走上了科学化、技术化追求之路

在科学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哲学家的态度也许是明确的，即人是目的，科学无非是服务于人和从属于人的手段。但是，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的门类中，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明确。也就是说，在社会科学的诸多具体的探讨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经常呈现出混乱的状况，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理论可能是明确宣示或以隐喻的方式去表达对"人是目的"这个主题的排斥或轻蔑。这一点在管理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管理学在20世纪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化、技术化追求，所设立的管理原则、制度以及规范等，都表现出或反映了对人的排斥或轻慢。

我们知道，从文艺复兴开始，思想家们就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对"人的解放"的追求上。在当时，人的解放无非有两条道路：其一，是通过革命把人从旧有的统治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让人获得做人的尊严；其二，是通过科学去启蒙人，让人知道自己是人和如何做人，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即将人从愚昧无知、贫穷灾病等之中解放出来。对于人的解放而言，革命与科学是两条道路，也是两种手段，而且，这两种手段并不冲突。18世纪的启蒙思想不仅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解放的主题并加以系统地阐发，而且补充了一些非常必要的部分：第一，在人为什么需要得到解放的问题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论证，即指出人因为天赋人权而生而平等和拥有自由；第二，在人获得了解放后，需要有一整套制度去巩固解放的成果，让人不至于面对解放成果重新失落，而这一整套制度就表现在民主与法治上；第三，人的解放也许有起点，但没有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科学就是推进解放事业持续展开的主要推手。也就是说，在启蒙思想那里，人仍然是思想的主题，人是目的，解放是人的表现形态，而达至解放的途径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科学。革命是阵发性的，即便后世把"革命"改写成了"改革",在实践上也仍然具有某种阵发性特征。科学则是具有连续性的，可以持续地推动人的解放事业前进。但是，随着工业社会进入了平稳发展的过程后，人开始褪色、消隐，直至受到排斥和压制。

在"理解管理"的追求中，阿尔维森和维尔莫特看到，事实上存在着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管理方式，"在各种情况下，理性主义理论都因其组织培养方式和工作设计--他们已经抑制了创造力，并且对士气和生产力产生了普遍的消极影响--而受到批评。通过承认员工的创造力，为他们增加以创新和'负责任'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机会，人文主义管理与组织研究理论制定了一个与官僚制规则和机械化的运用程序不同的制度。虽然它们采用的方法不同，但是都共同关注员工情绪的激励--例如，致力于通过设定一些有关核心价值的特质来促进灵活性和创新性。"2从20世纪的情况看，这两种管理方式（或者说两种管理风格）各有优势，往往会表现出循环更迭的状况，即因组织运行的状况而以改革的名义更换管理方式。对于不同的组织来说，其规模、环境和专业性也决定了它更倾向于选取理性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的管理方式。甚至会有一些组织希望这两种方式融合在一起。由于管理实践中存在着这两种管理方式，因而，在管理学中也就有着相应的主张或倾向。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存在着"科学"与"人"这两个基本主题，如何处理这两个主题，决定了管理理论的属性。

从管理学在20世纪中的总体情况看，科学的主题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发，而人的主题则受到了忽视。也就是说，对管理实践有着直接影响的管理学理论基本上都突出了对科学主题的诠释，而对实践影响较弱的各种社会理论往往对管理学持批评态度，要求管理学重视对人的主题的关注。如果我们不是在历史的横断面上去看围绕着这两个主题所展开的论争，而是在总的社会背景中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则可以看到，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运行中的管理活动是可以在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去作出选择和取舍的。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随着组织本位主义的消解，选择什么样的管理方式的问题也就不再存在，在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争议，也都将丧失其意义。可是，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同时终结如何可能，也就是说，如何扬弃或超越科学与人的主题，则是需要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个历史性社会转型的时刻加以思考的问题。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在20世纪后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受到了广泛诟病，但在韦伯提出官僚制理论的时候，就他本人而言，应当看到他是有着深深的思想矛盾的，是处于科学与人的纠结之中的。阿尔维森和维尔莫德指出了这一点："韦伯对于科学的态度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他把科学确认为一种适于驱散神秘偏见的强有力的、积极的力量：它祛除了先入为主的偏执，以揭露事实真相，韦伯认为，通过运用科学发展，现代的个体，能够更少地为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的世界而感到困惑。他们还能够更多地确定他们对特定价值的承诺如何可能更有效地实现。在这些方面，人们可以认为：科学为个体的觉醒和责任感的发展作出了有效的贡献。另一方面，为了使人们不再因痴迷于科学而造成对现有传统和道德价值的影响，韦伯又是深为焦虑的，他警告说，在那些科学权威的局限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地方，科学的揭穿事实的力量对于那些让人们满意，并且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带来非凡意义的制度和实践--尽管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而言，却可能是破坏性的。"320世纪的社会发展充分印证了韦伯的忧虑，诸如组织流程再造、绩效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几乎所有根源于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被人们认为是新发明的管理制度，都逐级加码地破坏了人类生存的道德根基，显现出一种力图将所有道德价值荡涤净尽的势头。

韦伯是在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推绎中发现了官僚制，而且也根据逻辑的需要而不惜篡改历史去寻求对官僚制的历史证明，以求让人相信官僚制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因为根源于历史而具有合法性。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韦伯又清楚地看到，由于官僚制以及必然会相伴而生的科学管理（事实上，在大洋彼岸，科学管理已经作为一场运动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必然要压制人和毁灭人的道德。"简而言之，韦伯既看到了科学知识启蒙的一面，也看到了它破坏性的一面，并且因此对已经受到人们充分认识与重视的科学知识的局限给予了关注。韦伯的关注表现在他所坚持的对以下两种事物的严格区分上：（a）依据科学的事实的产物，（b）关于社会制度优点的价值判断，……总之，韦伯的基本立场是：没有任何科学方法，能够对相互竞争的行为规范作出不判优劣的裁定。"3当然，韦伯没有去对人的行为规范问题进行讨论，而是把叙事重心落脚在了行为上，围绕行为而展开了官僚制的整幅图景。也许韦伯以为在始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语境下不需要再去刻意地突出人的主题，而是把视线集中在了组织运行中各个方面的合理性上。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韦伯留给后人的印象却是不关心人以及人的道德价值，甚至在官僚制的建构中要求遵从"非人格化"的原则，要求组织运行中的管理以及制度和程序等都把追求形式合理性作为根本宗旨。

应当说，管理学是一门科学，在韦伯确立的组织空间中，由泰勒的行为控制，再加上法约尔关于管理者的描述，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管理学这个学科的基本方面。随着这个学科的基本框架由韦伯、泰勒和法约尔奠立起来之后，来自于各方面的知识迅速地涌入进来，构成了管理学的丰满血肉。所以说，在20世纪初，当管理学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是将其看作一门学科的，反映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其中，这门学科在一开始就把效率确定为管理的核心目标而言，更多地包含了经济学的观念，管理学是从经济学中汲取了更多的用于学科建构方面的知识。我们知道，在经济学的视野中，生产要素基本上是物质形态的，即便在存在形态上不是物质的，也是可以还原为物质因素的，或者是可以通过物质的因素来加以衡量和计量的，或者是能够找到某种物质的等价物的。如果说管理学到了20世纪后期不得不基于实际而将文化、观念、行为态度等非物质性因素作为必须考量的东西，那么，经济学始终未在这些方面做出尝试。因而，深受经济学影响的管理对人的主题的轻慢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难想象，虽然近代以来的社会存在着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但建构起了管理学这门学科的早期思想家们肯定深受人文教育的影响，即便理性主义传统对他们发挥了同样的影响，也不至于令他们在其理论建构中忽视人。如果考虑到所有管理活动都是发生在组织之中的，而组织恰恰是人的集合形态，活跃于组织之中和通过组织去开展行动的都是人，那么，对人的忽视和对管理的科学主题的偏爱，就变得更加不可理解了。其实，一旦把这个不可理解的问题与经济学的影响联系到一起，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因为，在经济学对经济过程的研究中，人在经济要素中的地位是很低的，或者说，人往往被其他的经济要素所掩盖。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人是以异化了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在生产力这个概念中虽然是包含着人，但那个人是以"劳动者"的形式出现的，是异化了的而不是完整的人。经济学的这一特征被带入到管理学之中，也使得管理学在处理科学与人的主题时，把重心移向了科学一边。

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进入生产过程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中的非物质性因素越来越多，而且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会对经济过程的每一个具体的终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样一来，对于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基础，都构成了挑战。我们看到，20世纪后期，甚至出现了"知本"概念，所要强调的是知识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不过，由于对知识的定价方面仍然沿用旧的思路，甚至希望打通知识与资本间的通道，以至于没有在经济制度等安排方面取得进展，而是在经济学的旧框架下去创造了"知本"这样一个新名词，甚至显得有些哗众取宠。但是，与"资本"的概念比较起来，"知本"的概念包含着某种把人纳入到"本"的构成要素之中来的隐喻。表面看来，是突出了知识的价值，实际上，则会在管理过程中回归到对人的重视方面来。不过，必须指出，如果不考虑社会背景而单单就管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逻辑来看，也许一个概念就能够引起人们关于某种发展趋势的联想。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社会已经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状态转向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就会理解这个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产生的管理学需要在自我否定中去开拓未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应实现对自己所拥有的一直处在争议和冲突之中的科学和人这两个主题的超越。

二、管理学科学化、技术化追求的现实表现

就组织实践来看，20世纪的官僚制组织一直走在科学化、技术化追求的道路上，特别表现出了对技术的热情拥抱，无论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工程技术还是建立在社会学基础上的社会技术，都被引入到管理和组织的运行之中。有了技术的支持，官僚制组织也就更加理直气壮地致力于形式合理性追求。面对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合理性追求，面对组织理论的科学主义倾向，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认为："对组织运行的研究……应该是通过观察，通过对成员的态度、行为、策略的衡量，通过对他们的特殊资源的评估，从而在重建组织结构、恢复其本性以及重新确立他们参与的游戏时，理解这些态度、行为以及策略的合理性。"4然而，在对官僚制组织进行观察时，让我们看到的却是，官僚制组织因为其层级结构而压制了组织成员的行动自主性，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都无非是层级结构的具体表现，是根源于层级结构的。所以，如果希望组织成员在组织的运行中为组织提供某种非结构性的动力的话，在官僚制组织这里是做不到的。

既然组织不需要其成员为其提供运行的动力，而是把结构以及正式制度作为组织运行的基础，希望从结构和正式制度中去获得组织发展的动力，就会把思考的重心放在结构和正式制度安排的科学性上，即便考虑到了人，也是一个需要通过技术去加以控制和支配的问题。所以，在克罗齐耶等人的这一寻求组织成员在组织运行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的思路上，就会走上否定官僚制组织的道路上去，即寻求某种可以替代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形式。我们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想，似乎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即寻求组织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实，合作制组织由于不再拥有官僚制组织那样的层级结构，而是属于一种"非结构性"组织，而且其合作制度也是弹性化的，从而使组织成员的行动自主性得以释放。至于诸如资源等约束行动自主性因素，在由网络结构所构成的合作体制中，也是能够得到轻易克服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合作制组织与官僚制组织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组织成员有无行动自主性上。

在管理学这门学科刚刚兴起时，虽然在科学管理这个概念的引领下走上了对科学主题的阐释之路，但在科学化、技术化追求的背后，依然有着某种程度上对人的关注。比如，在组织管理中，"人事"这个概念就包含着人，是指对与人相关的"事"的专门管理，其中就包含着人是事的主体的隐喻，突出了人。一旦突出了人，在处理与人相关的事的问题上，就很难保证合乎合理性的要求。所以，在科学的逻辑中，在20世纪60年代，"人事"的概念开始逐渐被抛弃了，并代之以"人力资源"的概念。人力资源的概念所包含的是一种客观性的隐喻，即把人作一种可以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从"人力资源"这个词语中，可以看出，人力以及作为人力载体的人，是被作为一种可以进行开发的资源，只要科学地对待这种资源，它甚至有着无穷无尽的可开发潜力。与很多资源一样，被开发和利用之后，会剩下一些废渣。比如，当人到了一定的利用年限，就成了"废渣".至少，在人力资源的概念中是潜在地包含着这一重含义的，只不过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不愿意点破这一点而已。所以，与"人事"的概念相比，"人力资源"的概念中所包含的是一种科学立场和观念，是把人作为与其他的组织资源一样的资源对待的。正如每一类资源都具有属性上的和存在形式上的特殊性一样，人力资源也具有其特殊性，从而决定了对人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式有着专业性的特点。

当然，也应看到，对人的关注在管理学中也一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当管理学关于人的主张进入了管理的实际进程之后，关于人的抽象假设立即就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管理学中才有"复杂人"之说。的确，人是复杂的，即使是同一个人，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表现也会迥异不同，更不用说不同的人了。由于人是复杂的，在管理活动中就应当摒弃任何把人框定在同一格式中的做法。也就是说，管理活动只有充分考虑到人的复杂性，尊重人的多样性需求，才能发现正确引导人的行动的方案，也才能使作为管理对象的每一个体的潜力都充分地爆发出来。在此基础上再对他们的行为作出有效的整合，就可以形成巨大的合力。而且，这种合力也就是一种每一个成员都发挥出来的最充分的力量，而不是每一个成员的力量都受到部分抑制时所结成的合力。就管理学的实际情况看，也许是因为人过于复杂，而管理学又不能像哲学和社会学那样去进行理论上的自为建构。管理学必须考虑一种主张、意见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以至于在无法对复杂的人做出科学解析的情况下放弃了对人的关注，从而使整个管理学显现出科学化、技术化追求的单色调。事实上，在管理实践中真正收获了明显实效的管理学理论，大都是在科学化、技术化追求中产生的，至于在人的主题之下形成的管理方案，一般都无疾而终。比如，关于组织文化建设的建议在20世纪后期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并不像管理学家们所期许的那样能够发挥显着效果。特别是关于所谓"日本经验"的倡导，在很大程度上所发挥的是类似于政治上的宣传效果，而不是能够转化为管理制度的因素。

同样，20世纪后期一度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团队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试图整合科学与人这两个主题的方案，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有意识地摆脱科学主题约束的做法。因为，团队更多地注重人文因素的影响而较少地考虑管理技术的规范。所以，这个时期的人们认为，"组建一个能够保持很好平衡的团队是管理者首要的社会等级技能。如果社会被重新设置，我们就需要重新设定人们的管理者的角色，现在的技术时代有机会处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更大的数据库。这样的一个管理者不应该被看做是在他或她的社会等级技能之外的力量的掌控者，也不应被看做是高于其他人的关键选手。作为人们的职业，这些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做出有价值的贡献。"5但是，即便对于社会微观层面的组织来说，团队也是更微观的行动体，并不构成对管理模式的冲击。另一方面，团队本身与组织的关系也包含着诸多冲突，比如，团队是否会与组织的其他部门争夺资源？是否会对规范化的日常管理构成破坏性的影响？除了承担任务的特殊性或优异的绩效之外，团队还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要求自身成为组织中的"特区",以制造不平等和破坏公正的方式获得特殊优待？类似的问题有很多，而且会涉及到整个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的观念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致使团队并未成为得到社会科学界广泛推荐的组织形式，而且在实践中也只是管理者在需要处理一些特殊任务时偶尔使用一下的手段。

科学与人的主题会反映在管理者的偏好上，甚至会表现为他们人格上的不同。在组织之中，集权者会表现出对不确定性的某种偏爱，特别是对于那些大权独揽、能够纵横捭阖的人来说，不确定性是他们展示权威魅力、驾驭组织、施展权术的机遇。事实上，集权者也总希望营造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并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活动称为领导艺术，集权者最喜欢听到的称颂词就是说其知人善任。与之不同，那些工具人格特征较强的管理者总会表现出对不确定性的畏惧，会将绝大多数的工作时间放在降低不确定性的对策上。一般说来，这类具有科学偏好的管理者倾向于去制定严密的规章制度等，希望将所有的工作都换算成可操作的量化指标，追求组织运行的所有方面、所有环节都有章可循。这类管理者在努力降低不确定性的时候，不仅会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消耗在这些方面而不是组织任务的承担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方面，而且也会同样把大量的组织资源消耗在降低不确定性方面。比如，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有章可循，每个岗位都有着明确的职责，组织的分工-协作环环相扣。然而，正当他志得意满之时，一个关键岗位的重要成员因为无法忍受组织为了对付不确定性而造成的非人格化状况，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辞职走人了，从而带来了组织无法承受的不确定性，甚至使组织陷入了某种危机。这就是奈特所说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用来降低不确定性，而不用于其他用途。问题是我们能走多远。使用资源降低不确定性的活动本身却带有最大的不确定性。这使降低不确定性的问题更加复杂。"6由此看来，组织往往会陷入经营不确定性和消除不确定性两种变态行为之中，而这两种行为都会为组织带来不确定性的后果。

如果对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进行分别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组织的目标具有模糊性、非具体性的特征，往往无法以量化的标准、指标出现。这说明，在对科学主题的诠释中发展起来的绩效管理方法在政府中的适应性是很低的。但是，这样一种并不适用于政府的管理方法为什么会被那么多政府官员所热衷呢？其一，由于政府中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官员有着明确的任职期限，这决定了他们总会谋求任内的绩效，对有较长期影响的战略性任务缺乏热情。为了谋求任内绩效，绩效管理就成了目前为止最能实现"短、平、快"的管理方法，至于它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会产生什么样的消极效应，则是官员们所不予关心的。其二，管理科学化的传统决定了政府官员的思维定势。自泰勒、韦伯以来，整个20世纪都陷入到管理科学化运动的鼓噪中，政府也被这场运动所席卷。在20世纪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一旦进入管理过程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被管理科学化的思维定势所征服。就绩效管理方法产生于20世纪后期而言，是管理科学化运动的最新成果。对于一切拥有管理科学化思维定势的人来说，绩效管理都拥有无穷的魅力。所以，才会热衷于尝试绩效管理。其三，自从韦伯作出了设定后，现代组织的运行一直追求非人格化管理。在工厂作业中，生产流水线可以说较好地用机械化代替了人的监工，而政府部门中的情况则不同。因为，在政府这个组织运行中，直接的权力行使一直是管理的基本特征，其结果是，在权力的行使中经常性地产生上级与下级、领导与部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面对这一问题，绩效管理成了一个极好的替代方式，它以绩效指标的非人格化代替了权力的行使，使人与人的冲突大幅度地减少了，或者说，用绩效指标对人的压迫取代了权力持有者对人的压迫。这恰恰是组织领导岗位上的官员所乐见其成的。

可以认为，绩效管理是管理学在20世纪后期所取得的一项最大的创新性成果，它在实践中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所以，就组织运行中的管理来看，绩效评估是当前极受推崇的管理方式。但是，我们发现，绩效评估并不适应于所有组织。福山也指出了这个问题："公共部门的组织主要是提供各类服务，而且服务部门的绩效与生俱来难以考核。在私营企业中，监督与问责的问题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至少还可以用利润指标来考核检测代理人的绩效；而在许多类公共部门中，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绩效倘若无法准确地考核，最终便不可能建立制度化的机制来保证公共部门的透明性和问责制。"7而且，在那些表面看来适宜于进行绩效评估的组织中，也会因具体的组织而异，不同的组织是不能够使用同一种方法的，即便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组织，其绩效要求和表现也殊异不同，不能通过同样的绩效评估而获得正确或恰当的结论。一种试图达到普遍适应效果的方法必然会包含诸多抽象的规则和变量，这些抽象出来的要素与组织实际存在的状态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绩效评估中产生"测不准"的问题是必然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相对抽象的规则与相对具体的绩效逻辑之间存在冲突的另一个来源，则是制度化要素之间的矛盾性。制度环境常常是多元化的，社会散播彼此矛盾的神话……在制度化组织中，如果强调日常技术活动的绩效，就会产生大量的不确定性问题。普遍性的神话规定不适合具体的情景，彼此矛盾的结构要素会为了争夺支配权而发生冲突。"8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管理类型的绩效管理对公共部门回应力的提升还是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绩效管理实施几十年来的情况看，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公共部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无法对它抱有更多的期望。

三、主题再确立：把关注重心转移到行动者上来

围绕着科学与人的主题，产生了诸多相关性的概念，注重诠释科学主题的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理性主义的，但其理性主要是指工具理性；相反，关注人的主题的理论则被称为人文主义，表现出对价值理性的重视。由于注重诠释科学主题的管理学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功，以至于人们往往把科学化、技术化追求看作是管理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这样一来，20世纪后期管理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为管理学这门学科带来了诸多污名。所以，对工具理性的批评曾一度显得非常激烈。应当说，针对工具理性的批评是指应用它的某些后果无法令人接受，就工具理性自身而言，并不能说它是邪恶的。客观地说，"工具理性基本上是对人类有益的：通过那些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分离、损害或者浪费的途径，它使我们能够组织自然的和人类的资源。当工具理性被应用于组织成员，使之达到明确的和工作强迫性的一致意见时，它对人类福祉，献益良多。"9但是，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不被置于排斥价值理性等的支配地位的情况下的，如果工具理性被突出到不恰当的地位上，组织以及管理世界中的一种普遍的"非人化"后果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实践理性--即由政治--伦理灌输所促成的判断，工具理性就会无从考虑其无意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外部成本',例如，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3

事实上，管理学的科学化、技术化追求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这种影响造就了一种科学至上的管理模式。结果，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会经常性地陷入某种道德体验中，并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而内疚。然而，这时候，只要想到管理学为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提供的合理性证明，便会振作起来，重新去做那些经不起道德评价的、反道德的事，直到他们养成了道德麻木感，也就成为合格的管理者了。管理学所发挥的就是把那些人训练成合格管理者的作用。当然，管理学家们会对此论述提出抗辩，因为他们从未打算去教导管理者如何做，他们的研究是集中在组织的体制、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即便涉及到管理行为方面，也是通过制度设置去开拓和培育某类行为的。的确如此，一个合格的管理者也正是一个善于把他们所有不道德行为推托给制度的人，而"制度"一词所代表的那一整套设置却又是根据管理学提供的方案建立起来的，是合乎科学原理的，是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整套设置，管理者不需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判断力，从而在是否道德的问题上变得麻木不仁。也就是说，当管理者心中有人的时候，就会关注道德的状况，他自己也会在道德感方面得到不断增强。相反，如果他脑子里所想的都是体制、结构、运行机制等，就会表现出对科学的热衷，就会受到科学理念的格式化，久而久之，他在道德上就会变得麻木不仁了。

为了解决管理实践中由工具理性带来的问题，一种要求把民主理念引入管理过程的意见被提了出来。在一个时期，它也是以"参与式管理"的提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根据佩特曼的说法，"研究已经表明，在较低的管理层次上，普通工人中存在着广泛的参与要求，但这并不导致更高层次上对决策活动的参与要求……"10这也说明，参与的意愿根源于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一般说来，高层次的决策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意义更为重大，但企业中的普通员工往往漠然应之，因为他们没有从这些决策中看到哪些方面是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然而，在基层的管理层面上，员工往往直觉地感受到或清晰地认识到哪些管理中的事项会影响到他的利益，所以，会拥有更大的参与热情。从这种情况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民主在一切与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地方都有着深厚的基础，而在对人的切身利益的影响不明或不确定的地方，就很难看到人们的民主参与热情。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批人来动员、组织人们参与到民主生活及其过程中来。这些实施动员和组织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充满民主理想和信念的人，他们愿意为民主而献身；另一类是发现了民主能够给予他实现个人目标的机会，从而希望利用民主达到自己的目的。后者实际上属于机会主义者，在把人们动员和组织到民主生活的过程中，因怀着个人动机而更乐意于使用欺骗伎俩。当然，我们愿意相信，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中出现的政治家和民主理论家都属于前一类人，但也不排除有人是为了个人目的而选择了以政治为业。事实情况究竟怎样，我想每个人只要想到了这个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极其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反映在管理过程中，还会出现另一种需要关注的事项，那就是，如果出现了组织内的"政治家",会不会使那些直接地代表了组织生产力的人被边缘化？

现在，我们遭遇的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意味着管理活动赖以发生的基本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管理自觉的过程中创建起来的管理学一直思考的是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管理问题，那么在今天，那些思考以及所形成的观点、理论等，是否还适应，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些在社会低速运行条件下形成的管理学主张如何能够适应今天这样一个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管理呢？在由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带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条件和情境确定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中失去了它们的效用和稳定性。"11因而，行动必须面对陌生的环境，或者说，必须在所有环境条件都不熟悉的情况下开展行动，以至于灵活的和随机性的回应性选择必将成为基本的行为模式。对于这种行为来说，类似工业社会的那些旨在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设置，以及旨在为人的行为指明方向和确定步骤的管理措施，都无法派上用场，甚至会成为行动的负担。这就是管理学必须充分重视的现实。

行动体的规模越小，在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就越大，就会呈现给人们一种快速变化和适应快速变化的状况。与组织相比，团队就是由若干人构成的一个行动小组，其规模比较小，因而在行动上也必然会显现出很大的灵活性，会随时处在变革之中。如果在团队的基础上去思考组织，希望建立起作为团队集合形态的组织的话，就会从逻辑上推断出这种组织具有官僚制组织不具有的某些特征。比如，"变革的素材来自所有的组织成员。变化层叠，由下到上，上层管理者像是变革的催化剂，是拥护者、发起者，也是变革原型。"12这样就不会像官僚制组织那样，把一切改革要求的实现都寄托于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基于团队而提出的组织重建的构想仍然反映了一种实体性思维。其实，就官僚制组织的发生史来看，也是在这种实体性思维的基础上发生和演进的，如果从团队出发的组织建构继续在实体性思维的逻辑上推绎，其结果仍然是走到了官僚制组织那里。这就是团队研究以及从团队研究出发去构想超越团队的组织模式等设想在理论上都显得较为肤浅的原因所在。其实，如果希望寻求一种可以替代官僚制组织的新型组织的话，那就必须在组织形态上作出创新性的思考，特别是需要超越实体性思维，不再去把组织想象成一种实体性的存在物。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是把行动者视为行动着的人和组织，也就是说，是把人看作个体的行动者，把组织看作集体的行动者的。在广泛意义上，当我们把人和组织都看作行动者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把人类历史看作行动者的历史。行动者创造了历史，同时，行动者又是在历史与现实交合而成的社会框架中开展行动的。进而，在行动的属性上，我们又可以区分出主动的行动和被动的行动。如果将行动的主动性与被动性推及到行动者这里，就可以形成主动的行动者和被动的行动者之区分。当然，持有主体性哲学观的人是不把被动的行动者视为行动者的，他们眼中的行动者仅仅是主动的行动者。然而，如果说行动者不像近代理论中的人那样具有抽象形态，而是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是存在于实践之中和具有实践品性的，那么，行动者是否具有主体性，就会无法根据行动者的主动、被动而进行对应性的排列，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也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以被动的行动者的形式出现。我们认为，在关于历史和社会的理解中，人与行动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视角。在人的视角中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发展出了主体性等一系列概念；在行动者的视角中去进行思考，则形成了主动、被动等概念。虽然这两个视角的区别是较为细微的，却又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在行动者的视角中同样可以获得完整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观，尽管它与从人的视角中写就的历史有着诸多重合之处。

当我们的视线集中到行动者这里来的时候，就会立即被置于实践的具体性场景之中。也就是说，不能像讨论人那样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展开。行动者是由行动来定义的，而一切行动都是发生在特定场景中的，必然遇到行动的条件、资源等问题，而且行动者在社会关系、自然关系中的位置也决定了行动是为了自我、他人、群体、统治者、支配者等，或者，是听从内心的还是外部的命令，是自主行动还是依规则、规范的要求行动。从人类历史进步的总体过程看，如果撇除原始状态的行动，同时也撇除"以言行事"的行动，那么，存在于广义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中的行动是有着自觉性、主动性增强的光谱的，是在历史行进中不断地得到增强的。我们可以认为，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之下，行动者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以被动的行动者的形式出现的；在管理型社会治理之下，行动者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和尊重，而且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即官僚制的普遍建立，并未使行动者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受到削弱。至少在客观历史进程中的表现是基本如此的，所以才会产生出主体性哲学这种理论构想。全球化、后工业化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新的起点，可以相信，真正自觉和主动的行动者将生成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切制约着行动而使行动被动的社会因素都将得到消解，从而使得一切行动者都能够成为主动的行动者。我们描述人类历史的这一演进趋势，目的就是要指明管理学需要根据历史所处的不同阶段去调整自己的主题。事实上，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科学与人的主题都正在失去意义，或者说，这两大主题都正在归入到行动者的主题之中。那个时候，在管理学的视野中，将会发现满眼所见的都是行动者。这就是主题的变迁。随着主题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学科也应当得到重建。

根据理性主义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考察一切行动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目的与工具两个方面。就20世纪的管理学而言，科学与人两大主题的冲突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成目的与工具的冲突，有些理论看到的是工具而忽视了目的，另一些理论强调目的的价值而对工具表达轻蔑。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社会运行与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中，抽象的人不再能够成为目的，科学也将代表着人的生活及其可能性，二者都需要在行动者这里去加以诠释和体现。同时，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存在的现实性都包含在了人的共生共在之中。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把人的共生共在作为目的，而且人的共生共在也将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目的。这个目的也是包含在行动之中的，是通过行动去进行诠释的。科学、人与人的共生共在都将融合为一，并以行动者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管理学这门科学重建的基本立足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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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瑞典]马茨·阿尔维森、[英]休·维尔莫特：《理解管理：一种批判性的导论》，戴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65~266页。

[3][瑞典]马茨·阿尔维森、[英]休·维尔莫特：《理解管理：一种批判性的导论》，戴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64、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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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郭武军、刘亮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

摘要：在新经济形态下，管理学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基础，是我国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虽然管理学体系正逐渐趋于成熟与完善，然而管理学研究方法依旧无法走出困境。而经济学是结合社会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理论体系，能够从社会市场经济的角度探寻经济发展规律，因此依据经济学理论体系，探寻管理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管理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分析两者在研究方法层面的互相借鉴，探究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建设手段。

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方法

管理学小论文

现阶段，我国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尚不成熟，难以形成科学的、统一的管理学理论体系。由于管理学在理论范畴上与其它学科存在相同与相异之处，要想完善、确切地阐述管理学的基本特征是十分困难的。甚至部分学者及专家对管理学能够成为独立的学科持有质疑态度。当前，管理学科作为独立于金融学、经济学外的理论体系，已经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因此将管理学与经济学混为一谈，则难以从本质上凸显管理学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而如何发展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何深化管理学理论层次，则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因为经济学与管理学同根同源，在理论研究层次上具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能够为管理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借鉴支持。

一、管理学与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通常来讲，研究方法是服务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重要渠道。管理学与经济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方法论。因此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反映了两者鲜明的学科特点。其中经济学的方法论较为独特，通过问题提出、模型构建、统计检验以及结论得出，使研究过程更加清晰，明确。美国学者贝克塔指出，偏好稳定、市场均衡、最优行为的假设能够有效建构经济学核心。分析经济学原理能够全面诠释人类所有的市场行为，然而如何分析经济学原理，我国经济学家林波勇（2015）指出，分析经济学原理需要4个层次：首先，将决策环境用函数诠释，譬如通过"效用函数"解析人类的欲望与嗜好，使用博弈规则解析经济制度等。其次，决策的静态分析，可通过最优决策论描述人类的自利行为。再次，均衡的静态分析。经济学家可采用均衡理论探析不同群体的自利行为下的决策结果。最后，规范分析与"福利"分析。即探析人类自利行为所形成的结果能否对市场有利。

现阶段，我国经济学分析及研究方法的显着特征，便是注重对数学函数的使用，并且大多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数学模型与图像模型基础上的。相较于经济学方法论，管理学科普遍缺乏逻辑相对统一的研究方法，究其原因在于管理学科的学科性与学科目的的辩证关系。通常来讲，管理学科是强调实用、综合性强的应用学科。研究方法拥有显着的交叉性，旨在分析企业组织的经营管理过程、规律及方法，以此破解机构组织的指导问题、管理问题，指引管理实践，落实管理目标。因此为有效对组织机构进行针对性的行政管理，在综合考虑自然因素、生产关系、生产力等因素外，管理者还需分析组织机构内外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心理及科学技术等层面的因素。而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者必须采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运筹学、经济学、互联网技术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方法论对经营管理活动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描述。

在管理学方法论层面，我国管理学科主要采用了丰富的研究方法，譬如案例法、观察法、访谈法、实验室试验、数学模型以及调查法等方法，以此探析以新型学科、横断学科为主的管理学科研究体系。而管理学研究方法呈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辩证统一，不断驱动着管理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的完善与充实。

二、管理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相互借鉴

在明确管理学与经济学在方法论（即研究方法）层面的差异后，需要深入两者的依存关系与辩证关联，尤其是经济学科方法论对管理学科方法论的形成的作用。诚然，虽然我国学者不断强调管理学科与经济学科在属性层面的对立性，然而从发展角度出发，管理学与经济学又是互相促进、相互借鉴的。

首先，经济学科是管理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先决条件。经济学能够在本质上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企业管理奠定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而从形成渊源的层面来分析管理学，管理学科显然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是结合组织结构的市场行为与管理行为的科学。其次，管理学科对经济学科的实用化与理论发展拥有显着的推进作用，研究管理学科的实际问题，能够有效发展并修正经济学理论。譬如德国经济学家西蒙特尔在对企业决策过程的实践研究中，提出了满意准则与有限理性等决策理论，对微观经济学发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并从逻辑内涵层面，推动了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而在具体分析方法与工具的使用层面，管理学与经济学更是相互补充、互相支持的。譬如作为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综合体的计量经济学正不断运用在组织机构的管理体系当中。简而言之，管理学与经济学间的互相促进与互相借鉴推动了两者的发展与完善。但基于研究方法与学科属性的差异，两者间的互为促进程度存在显着的差异性。

管理学作为实践性、综合性较强的应用学科，其方法论拥有跨学科交叉的特性，心理学、数学、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建构了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在管理学科形成之初便注重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借鉴，以此增强自身决策、分析、预测及阐述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讲，管理学的核心研究方法包括两点：其一，"逼近现实、放松假设；简化关系、给定假设".即在假设前提中构建基本模型，并逐渐放松条件，不断地修正、扬弃已有的模型。譬如批量模型便是在假设修正的基础上获得的基本模型。伴随条件的放宽，可获得拥有缺货条件与数量折扣下的最优经济模型。其二，注重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即关注模型的检验。由于管理学科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经济行为，同时也涵盖非经济活动，如决策及管理等，所以在理论研究层面，需要关注人的心理动态。综上所述，包涵经济行为与非经济活动的方法论有预测研究、推测研究、假设研究、制度政策、价值判断等。

相较于管理学科，经济学科追求科学、崇尚理性，具有固有的分析方法。从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层面来讲，数学学科在经济学理论研究层面上的运用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因此任何缺乏数学表达的理论都很难跻身经济学主流范畴，并以此为国内外经济学者所排斥。其根本原因在于，使用统计学与数学方法是经济学科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能够将复杂的经济条件与因素构建在坚实的理论范畴中，并从数据当中系统地检验参数与理论的数值，规避经验分析的偶然性与表面性。经济学科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独特性确保了经济学科的科学性与纯洁性，推动了经济学科理论知识的有效积累，然而也制约了经济学科从计量学、数学之外的相关学科中获取养分，借鉴知识。而这很可能是经济学理论中缺乏管理学理论知识的主要原因。

管理学科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兼容特征，是以牺牲其科学性与理论性为前提的，是其"弱学科理论"的基本成因。具体来讲，管理学科与经济学科存在同根同源的依存关系。然而在问题研究角度、理论研究范畴以及研究方法层面上，二者存在着显着的差异，管理学是实用性学科，而经济学则是理论性学科，管理学更关注对具体问题的阐述与破解，而经济学更注重对问题的逻辑本质及基本内涵的探索。管理学是经济学的延伸，同时也是涵盖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学科，要想形成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研究方法，必须以经济学方法论为导向，以实际应用、具体需求为目标。

三、构建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策略

现阶段，针对我国管理学科研究方法较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方法论的国际化与规范化问题。马庆国（2015）指出，我国当前在方法论研究上的最主要误区是对蕴含经济行为的管理研究无法用定量方法分析，只能运用思辨性及定性的方法研究。并且，当前中国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领域的主流研究内容依旧局限在思辨性与总结性层面，相对国外规范化、通用化的方法论研究，存在显着的区别。而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科学合理的方法论要满足如下三个要求：首先，从研究出发点分析，管理学研究方法应有客观的对象与立场；其次，从过程来分析，管理学研究方法应遵循"严格规范"的原则，能够验证逻辑统一性、方法简练性以及知识积累性；最后，从知识与结论层面来分析，管理学研究方法应拥有精确性、有效性及广泛性。

相较于我国现有的总结性研究，国外在管理学科方法论上已取得显着的发展，通用的方法论具体有以下三种：跟踪观察、问卷调查、实验方法。虽然国际通用的方法论逐渐渗透到我国管理学科的研究活动中，然而在应用层面与范围上依旧不够。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管理学方法论与国际通用方法论还没有完全接轨。因此根据我国当前的研究方法论以及国际通用方法论，对当前可用的、基于经济学原理的管理学科方法论进行初步划分。其一，系统科学法。此方法是基于系统论原理与思想，强调系统连续性、整体性及特定系统和环境的动态性、关联性、目的性、有效性。具体方法包括和谐理论法、层次分析法、结构理论法、参量系统法、灰色理论法、泛系统法以及系统理论法等。其二，系统论与控制论方法。此法主要基于信息论与控制论的思想与原理，注重系统状态的反馈、控制以及信息的存储、处理及传输。具体包括智能论、信息论、系统论。其三，自组织法。其核心是系统演化、发展与运动问题，是解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各类系统机构形成拥有组织性的内在机制。具体包括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等。此外，还有未来法、心理分析法、经济学法、决策学法、统计学与数学方法、动力学与周期学法等。然而为有效整合诸多学科的方法论，必须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以市场发展为导向，根据具体需求，从现有的方法论中，发觉并整合出体系完善的方法论体系。

四、结语

管理学与经济学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用性、交叉性的实用型学科，在理论研究法层面上，依旧存在着不足，不仅需要借鉴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更需要从所涵盖的学科理论中获取养分，以此形成系统的、统一的的管理学方法论。以此推进我国现代企业在新经济形态下的产业调整与资源配置，提升我国市场经济活力，优化组织管理效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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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晶，谷苗。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比较[J].财经问题研究，2008,（10）：14~19.

管理学小论文

管理学小论文3000字范文六：管理学价值认知的东西方哲学观察：形式与原则

摘要：管理是人类有意识的价值追求行为，需要有支撑理性的价值抉择之方法论作为学科基础。管理学的意义不仅存在于认知领域，更多地存在于创造性的实践领域，不仅拥有价值引领的内在实质，更应该容纳价值抉择的逻辑与智慧。一度在管理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理论上尚未具备支撑价值抉择的完整逻辑基础。由于西方哲学在价值范畴认知方面未获得成功的理论构建，价值相关学科至今被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本文分析了包括康德、黑格尔、杜威和马克思哲学在内的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基础性缺陷，通过东西方哲学比较，指出《周易》"元亨利贞"的"四德"价值认知方法论是解释价值范畴及其变化规律的形式辩证逻辑体系，可以应用于管理学研究价值探索、认知、评价、创造与保护方面，为促进管理学的社会价值承当力提供方法论与实践理性基础。

关键词：价值哲学；价值认知方法论；经验逻辑；实证主义；价值范畴；《周易》；形式辩证逻辑

一、管理学价值逻辑的基础问题

人类之所以要进行管理，是因为有价值追求。从这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立场来说，管理可以被定义为人类有意识的价值追求行为[1].一度在管理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对于人类部分认知价值（使认知与相对稳定的事实相吻合）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原则和精细的方法。但是对于人类应该如何抉择未来、如何进行价值实践等具有未来指向的问题，却不具备承担其中价值判断责任的逻辑依据。究其原因，首先因为实证主义方法所指向的客观存在，是那些与人类的价值立场无关的客观规律；其次由于某些动态关系在某个时间段的暂时现象可以为价值抉择提供知识背景，却并不构成价值抉择的完整逻辑。本文认为，以实证主义方法论引领管理学发展，加之伴随的价值理念的缺失，或许是现代管理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相互脱节的关键原因。

管理创造价值不能离开对世界真实状况的认知，同时也肩负着改变客观存在并抉择未来的责任。这意味着管理学所依从的方法论体系，不仅需要包含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思想与成果，而且必然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方法不仅要服务于管理者对于客观对象的观察，同时也要能够指导管理者理性地进行价值抉择。这也意味着，管理学需要一套将认知与实践连接起来，使得人类在价值追求中达成知行合一的"有用"的理论框架。

从"价值追求"视角看管理所涉及的领域，在认知上涵盖了人类需要进行抉择的一切知识范畴，实践上也同样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实证主义为科学研究连接理性世界与现象世界提供了有效的原则与方法，但是对于人类世界价值相关的活动及其变化，基于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因为受到由经验逻辑引发的"事实/价值两分法"哲学命题的制约，难以取得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成果，并且由于缺乏对社会价值进步的担当，正在受到后实证主义的有力挑战。

管理学的意义不仅存在于认知领域，而且更多地存在于创造性的实践领域，其不仅拥有价值引领的内在实质，更应该容纳价值抉择的逻辑与智慧。这一点可被视为对管理实践的客观判断。而管理学价值逻辑的基础问题在于，容纳价值抉择的逻辑体系应当如何构建？这同时也是现有科学哲学至今没有解决的一项难题。本文通过东西方哲学比较，指出《周易》"元亨利贞"的"四德"的价值认知方法论是解释价值范畴及其变化规律的形式辩证逻辑体系，而对于这个体系整体性运用原则的守护，则是管理学拥有社会价值推动力的重要前提。

二、源于经验逻辑基因的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基础性缺陷

（一）西方哲学事实/价值二分法及其批判研究

"管理"的定义之所以一直没有回归于"价值追求"这一"本质",或许是由于人类关于"价值"概念的定义一直处于不确定与争议之中。"价值"概念虽然历经了百年的哲学探讨，在西方理论体系中还是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概念[2].社会学大师韦伯[3]曾经把"价值"比作"不清晰的概念"、社会学"不幸的孩子"、给社会学带来混乱的不可饶恕的根源。

西方价值哲学研究出现这一状况，与西方哲学体系脱胎于经验逻辑的背景不无关系。站在经验逻辑推理的同一性原则立场，不难观察到人类认知与事实之间永远存在某种差距，于是会引发人类认识世界如何可能和价值选择如何可能的问题。在经验逻辑视角下，持怀疑主义立场的哲学家休谟提出着名的"休谟命题"[4],成为西方哲学中"事实/价值两分法"的肇始，即价值陈述不能从纯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因为在逻辑上至少要有一个非事实的价值前提。卡尔纳普（CarnapR.）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则从逻辑和语义分析的角度，指出了语言学方面的根据。人类语言的描述和表达功能，前者指涉事实，后者指向人的主观价值与感情；前者有真有假，后者则无真假之分[5].根据这个判断，在逻辑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科学时代，以是否可"证伪"为前提，科学研究者将价值相关的学科内容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西方世界将"事实/价值两分法"作为构建政治经济大厦的理论教条，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上已经遭遇若干瓶颈，致使一些领域出现理念和实践难以衔接的现象。例如目前西方管理学界和从学于西方的中国管理学界，管理研究均面临与实践脱节[6]以及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西方国家如何获得"繁荣、安全、尊重、影响力和幸福"[7]等问题，折射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难题所带来的困境。

对于"事实/价值二分法"的上述缺陷，西方哲学家也早有觉察。自20世纪以来，分别有奎因、库恩、普特南等哲学家，对实证主义统治科学研究以及事实/价值两分法的逻辑粗糙提出了批判与挑战。对于如何重建内在于人类的学习、发现和发明过程中的合理性，克利福德·胡克[8]总结了十项后实证主义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观察并不是理论中立的；事实的理论负载；科学无法脱离人类个体；科学无法脱离社会；事实与价值无法割裂；科学方法并不仅仅限定于逻辑必然性；逻辑并不具有优先特权；理论无法被还原为观察；理论并不具有历史的可积累性；方法并不具有永恒的普遍性。这十项挑战对于重建包含价值在内的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关于这种新的方法的形态，普特南（Putnam）[8]倡导用试错的精神去构想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纠正现有理论的不足，从而发展那种"解释为什么正确的道德标准是正确的能力".

关于"价值"探讨在西方哲学界的现代进展，普特南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以事实与价值认知的"内在缠结"破斥"事实/价值二分法".从逻辑上阐明了脱离事实认知的"价值"的虚妄，以及价值存在于"事件"之中、而不是独立于事件的观点。他举例说，三个个体组成一个世界，如果问"这世界有多少个对象？"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会说有三个对象，它们相互独立，是三个逻辑原子（X1,X2,X3）；而波兰的逻辑学家们则会说有七个对象，因为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对象，即有X1,X2,X3,X1+X2,X2+X3,X1+X3,X1+X2+X3[9].

普特南这个具有辩证哲学整体观的认识对于西方哲学体系来说或许是值得称道的进展，但它在方法论上缺乏更为细致的解释性框架，仅仅提出了超越西方传统二分模式的诉求，但尚未指出完成这一超越的方法所在。因为关系的存在可以用"X+Y"来表述，而对关系属性的认识与表述却并非如此简单。从普特南所用到的事实与价值的"缠结"这一表达，可知他对于其中关联理论的了解尚缺少清晰的描述手段。西方哲学体系关于价值范畴的认知为什么只走到了这一步，还需要到它的源流中去寻找原因。

（二）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基础问题

1.康德范畴构建产生的哲学基础问题

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对西方哲学形态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的工作为后世西方哲学体系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所有后期形态的哲学基因和基础。这个基因基础，主要是指西方哲学体系对于认知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系统--范畴的认知和选择。康德的哲学立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精神的先验决定性，他针对亚里士多德总结的传统逻辑范畴体系，经过基于单纯判断原则的纯粹逻辑筛选，形成纯粹理性的"先验范畴",证明人类精神活动超越于直观表象的"知性"先天存在，知性根据康德所指的先验范畴对一切现象的统摄能力，形成了后来西方哲学因之演进的基础理论源泉。

这里要谈的重点，是从康德延续下来的哲学范畴为什么无力胜任解释价值的认知和抉择之为什么的问题，以及其后对康德进行批判的黑格尔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康德的范畴构建上来认识这个问题。

康德对于范畴的推导基于纯粹判断原则：一切思维活动，无论是分析的或综合的，都必定是判断，它是由思维的自发性而产生的意识的统一形式。康德的这个原则因循传统逻辑的基本法则并且在推导中纯粹地使用它，来确立知性先验逻辑范畴的合法地位。康德在整理知性范畴时，认为位置、时间和姿态属于感性直观，不是纯粹的思维形式，因而不能被当做范畴；作用和承受属于因果法则的情境，不符合纯粹判断的思维形式，因而它们在范畴表中都应剔除。康德[10]得到的范畴包括量范畴：单一性、多数性、总体性；质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范畴：实体与属性、原因性与依存性（原因和结果）、协同性或者交互性；模态范畴：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等。

这些范畴都属于纯粹知性概念，是康德推导出来用以涵盖一切事实对象的观察原则和方法，对应着现代科学态度所应包含的基本观察内容。康德认为这个范畴是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根本。因为抽掉了时间概念，康德的先验逻辑范畴也有限定，即只能运用于经验和现象界，它仅仅是认知的法规，在逻辑上不涉足未来，也不能面对变化所产生的概念上的矛盾。

康德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的范畴实际上来源于对经验的归纳和抽象，用于作为返回经验之中认识对象的法则。虽然经过康德的纯粹逻辑判断原则的筛选，将其定义为先于经验存在的认知逻辑范畴，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是一旦返回现实对象的观察空间，它就必须面对时空变化之无穷为有限的概念体系带来的矛盾。这是康德抽去时间概念后的范畴所难以面对和解释的。

在范畴的构建上，对待时间概念的观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康德认为它是一种内在的先天感性因素，是认知的纯粹逻辑理性所不应采纳的。但是康德的知性先验范畴在面对现象时，认为现象永远处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之中。这点在中西方的认识中有一个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差异：在中国文化源头《周易》中关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理论建构，从一开始就不是相互独立的；而在康德的范畴之中，认知的范畴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实际被康德的范畴设计切断了。这个差别对于范畴的构建，及其所面向对象的解释力会产生非常重要且显着的差异。

康德对认知的先天范畴的推演，最终目的是为构建实践的理性体系作准备。他认为真正的纯粹理性是实践理性，因为实践本身不受感性经验的限制。但因为康德的纯粹理性范畴抽掉了时间的概念，它能解释的人的自由只能被限制在认知范围，而对于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的自由，康德认为是不可认识的，把它放到了不可知的"物自体"的概念黑箱之中。

康德的范畴表是依照一种建筑术构建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方面是相互呼应、不可分割的[11].从康德构建范畴的工作本身来看，康德关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实践理性"的范畴，这是不同于认知范畴的筛选而进行直接判断的一种思维，实际上也蕴含了事物以辩证逻辑原则存在的内在实质。有趣的是，康德看这件事是可以这样做而不可解释为什么如此的。康德的建筑术用在认知范畴表上，从以经验逻辑为基础的科学认知的角度来看具有严密性，但是从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实践的自由来看，难免是缺乏解释力的。

从康德认知的范畴和自由的范畴构建来看，事实认知与道德抉择被分成了两个不同领域，因为从概念上看它们范畴的形式类似而"质地"是非常不同的。到这里，康德的纯粹理性解释了人类的科学认知何以可能，但是对于实践理性的自由空间仅仅能够以"道德命令"的形式建立它的合理性。这样对于休谟关于事实和价值之间的鸿沟的质疑，康德并没有真正建立跨越的桥梁，可以说康德是从事实的此岸"飞"到价值判断的彼岸去的，没有解决事实与价值两分的问题。

2.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和发展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发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始终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自由与必然、自然和历史的截然二分[12].基于一定程度地引入了时间的概念，黑格尔把历史的事实演变与范畴的构建对接起来，认定矛盾的存在是真理的基本形式。但是这个时间的引入在范畴构建中是被动的（此判断在与《周易》的范畴构架比较中可以看出），只是因为黑格尔范畴对应的历史事实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之中。黑格尔针对现象界历史事实的演变构建辩证法的范畴，并肯定"正反合"的事物辩证法发展是真理的存在形式。尽管黑格尔处处用到辩证法，但是对于辩证法发生的规律和机制并没有获得具有指导性的结论。哈特曼认为黑格尔之所以极少正面指陈辩证法的所谓"规律",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律，"当黑格尔把自在之物（或物自体）本身置于一个释义学的语境中，而康德否认能认识事物本身但谈论它时，黑格尔并不比康德'认识'得更多"[13].哈特曼对于黑格尔的判断或许可以在下文《周易》的价值范畴观察和东西方比较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

黑格尔明确提出："我的哲学的劳作一般地所曾趋赴和所欲趋赴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12]德国哲学家霍斯特曼曾经将黑格尔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概念概括为如下三个要点：（1）只有一个理性，无论什么现实的东西，都是这一理性的表达；（2）必须将此一理性思考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3）此一理性作为现实的全体将在一个认识过程的架构内变得清晰可见。作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和现实的全体的理性，是黑格尔所指的"绝对"[13].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下，他从哲学探索的目的到结果，仅限于达到认知与存在的某种契合，并不涉及面向未来抉择的自由。这个出发点导致黑格尔在守护辩证法观点时，甚至认为战争是人类解决自身问题过程的必然结局。从现代环境来看，这个解决路径足以直接结束人类的价值期望。事实上人类一直在选择，只不过关于选择范畴的表达，一直以来如老子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确乎并没有把面向未来的选择作为它的焦点，或许是因为他认为"绝对精神"将决定一切的发生，也许更因为他关于"选择之自由"的辩证法范畴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思考结果。

3.杜威和马克思的革命性贡献及其对康德哲学基础问题的继承

康德的范畴构建开启了辩证法的源头，但因为抽离时间概念而无法面对矛盾。黑格尔用历史演绎辩证法的范畴以接纳矛盾，尚不知"正反合"之发生还有它可以表达的内在范畴与规律。康德和黑格尔的传统哲学成果归结于认识和解释世界，关于改变世界的理论路径问题在他们那里没有取得结果。而人类面临的最终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有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传统哲学关于形而上的研究在面对未来之选择方面缺乏指导意义，使得后来的哲学家们不得不对他们的形而上理论进行扬弃。

马克思从"实践"和"抉择的自由"上，否定了"资本"这一形而上的概念对于人类的统治，扬弃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思想，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成为人类哲学史上的革命性贡献。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以及从此延伸出的关于战争的观念，主张以暴力革命改变世界的未来，对近代东方阵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资本去衡量人类生存的价值范畴，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人类灾难的重要渊薮。但是围绕"资本"的辩证法远远不是关于人类生存过程中价值抉择之辩证法的全部，就价值抉择而言，任何一个局部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足以构成价值抉择的整体理性。

与马克思主张用暴力手段形成对比，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则更加重视手段和结果的衔接，主张以改良来解决现实问题。重视因果和手段的选择，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中包含的理性成分，只是因为在西方哲学基础的传承中说不清楚的缘故，杜威在选择的自由上采取了只干不说以及干了再说的行动法则。

杜威关于选择的自由之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14].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把行动视为最大的善，认为认知来源于行动。他认为哲学的逻辑起点不是价值，而是价值判断；价值哲学的核心问题不是价值的本质，而是评价。价值评价无须以价值概念的界定为前提，因为价值不是已然的存在，不是静观的对象，而是需要通过智慧指导行动而使之成为存在的对象。杜威对于价值的一系列洞见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哲学无疑是革命性的。他的努力使得"包容"成为现代美国社会公认的美德，并避免人们在信念的驱使下轻易使用暴力。杜威的价值概念被界定为"直接价值",是人类经验中被几近本能地感知的对象，是创造者活动的结果。杜威认为问题不在于价值是什么，而在于人们的渴望、欲求乃至创造是不是值得的。

因为实用主义在时间上指向未来，杜威提倡重视行动和行动的方法，而不是给出答案。杜威的哲学洞见与西方传统哲学分道扬镳是必然的，因而也被倾向传统形而上学的人士视作急功近利和缺少终极关怀。关于价值判断，杜威把它归结为几近直觉的感受。这个观点暂时性地阻断了哲学关于"价值是什么"的追问，但是并没有终结这个问题的存在。这个定位在某种程度上与康德、黑格尔关于形而上的研究结果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别问为什么".在这样一种哲学基础之上，西方哲学关于人类面对"价值"进行抉择的"能动性"与"自由"是如何实现的，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产生一种可以解释的逻辑体系。

西方哲学界从康德和黑格尔肇始的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轻视，已经是哲学界共知的历史事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最具康德和黑格尔关于形而上学之理想特质的范畴，十分久远地存在于被忽视的中国哲学的源头中，那就是《周易》的价值判断范畴。下文通过哲学比较略析《周易》价值范畴的构成、逻辑，以及它对于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实用主义的接纳和修正具有怎样的潜力。

三、周易价值抉择之实践理性范畴

（一）价值范畴与"德"之范畴的互通

《周易》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总体来源，是一部具有深广涵盖力的哲学思想典籍。这部经典的来源和存续，主要与中华先民占卜吉凶的需要有关，并且作为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学术主干，承载着古代中华文明的几乎所有创造。与西方哲学体系相比，《周易》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产生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价值判断和价值抉择，并且围绕价值判断和抉择，有着深刻细致的关于方法与途径选择的辩证逻辑体系。这个辩证逻辑体系，非常大程度地相应于康德和黑格尔对于他们理想中的形而上学的想象。它的范畴不仅涵盖自然现象，同时也涵盖人伦价值选择，是康德思所未及的形而上的范畴构建，也是黑格尔毕一生之思而未见的辩证法发生规律的一种总结。它不仅可以容纳至高的道德理想的定义，也覆盖了实用主义的发生原因及其实践途径的辩证逻辑。

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整体思维方面的优势明显，与之伴随的却是概念界定的缺乏和逻辑构建的薄弱。一些在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概念如"仁""德""道"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难见关于其内涵和边界的陈述。这也是重视形式逻辑的西方哲学家从一开始接触中华文化成果时，便认为它只是哲学思想而不是哲学的重要原因。关于价值的定义及其范畴表述的困难，可以说是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家们同样面临的难题。现在借助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使我们有机会采用一种更为清晰的表达来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以观察和认识彼此哲学思考的相关立场、范围与实际功用。

对中华文化体系而言，关于"价值"哲学内涵的认识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古代，"价值"作为名词并没有被纳入文化主流的哲学用语中。中华传统文化中与西方哲学中的"价值"最有相应关系的一个字是"德"字。关于"德"字的解释，前有老子《道德经》中"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表述，但老子这个表述，对于"德"或"价值"哲学意义的认识指导意义有限。

明朝末年的憨山德清禅师，在对《道德经》的注解中指出，"德者，成物之功也"[15].意思是"德"指万事万物得以成就的推动力和条件1.这个定义虽然仅有七个字，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德"的"价值"推理体系的完善却十分关键。憨山德清禅师的这个定义，为我们展开一个不同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解析方法，奠定了关于"德"的认知方法论的关键概念基础。"成物之功"的定义，使我们能够将它与中国古代众经之首《周易》的判断原则相互连接，从而引出比较完整的中华文化中价值判断的方法论体系。

《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是中国古人进行行为抉择的辅助工具，也是孔子、老子哲学思想的来源。它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囊括自然界的客观现象，也包含人伦价值关系的判断和抉择。在《周易》中存在一个贯穿所有判断的"德"的框架，虽然同属人类生存中的常识，却是康德、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终其一生之思而未得谋其面的形而上范畴的设计，在它之后的中华文化传统中，从来不曾将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截然分为不同的领域，而且以此发展出医药学、人居风水学、伦理学等多种学术体系。

《周易》采用了四个字来概括"成物之功",它们出现在代表天地的乾、坤两卦，有的学者称之为"天地四德",它们贯穿了《周易》对于各种现象的判断。这四个字是：元、亨、利、贞。《周易》判断事物的方法论总纲表述十分简要，却是贯穿始终的总体纲领，是中国古人将所有人类行为以及自然现象与"德"（价值）相连的解读途径。价值判断与抉择的表达，在周易最初创立者周文王那里称为"彖辞",意思是判断、决断之词，其意义包含了认知和抉择两方面的内涵。元亨利贞是周文王所创《周易》彖辞中最为核心与首要的并且贯彻始终的判断范畴[16].从《周易》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元亨利贞对《周易》的贯穿性意义来看，这四个字可以视为整个中华文明源流中所有创造所依据的实践理性范畴。

沿用憨山德清禅师"成物之功"的定义，"天地四德"可以解释为万事万物得以成就的四类总的条件和功能特质范畴。从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看似分散的理论，便可以找到构成整体的线索，同时它也具有贯穿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等价值相关学科的容纳力和推理解释力。从它的结构和内容来看，它们有着十分具体的经验论的认知来源。

那么，"事实存在"和"价值抉择"是怎样发生连接的，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用怎样的范畴来实现统一呢？在信仰"天道"的中华早期文化传承中，或许因为有表达"天意"的《周易》"天地四德"价值判断体系的存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甚至未曾提出过关于"事实"和"价值"进行区分的理论。以"天道"为信仰的先人们往往承认"存在即合理"的"天意",顺天应命而疏于追问"存在的合理性是否等同于发展抉择的合理性"的问题。现在依赖于东西方的价值哲学比较，无论是用《周易》价值认知对"事实/价值两分法"进行观察，还是将作为"事实/价值两分法"之基础的经验逻辑引入《周易》的整体性思维，对于面向未来的价值抉择，都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意义。下文将从事实认知和价值抉择两个层面对《周易》"四德"的范畴进行观察和阐释。

（二）《周易》"四德"的价值判断方法论内涵及其与西方哲学思想之比较

元，在经验中代表初始，在自然界与春天万物的发生相对应。

从事实认知来看，元代表事物本身具有的先天的性质、初始状态与必然性。这些性质、状态与必然性作为先天的存在（比如人类发现的事物状态、关系构成、自然规律等），本来是与人类的价值欲求无关的。但是，当人们对于事物性质或状态等因素产生欲求，而使得这种性质与"价值"相关时，"元"就被赋予了"初始的、基本的、非造作的、整体的、首要的"等"有价值"的含义。在管理价值的判断上，我们可以引申为"行为指向的目标""出发点"以及它的"关系范围".这个"关系范畴"可以包括作用范围、存在的相关环境，以及利害相关的事物领域。它可以理解为事物价值考察的"空间"变量，这个"空间"在此应该理解为"关系空间",解释为所有相关因素、关系状态、并包含其中的先天确定性因素。价值属于关系范畴，具有功能特质[17],离开二者则没有价值可言，元是关系的总体表达。

元的范畴，在认知方面可以涵盖康德哲学的先验和先天认知范畴，也就是事物作为存在，以及人类认识事物时不可能违背的基本法则。关于这部分的认识，《周易》的逻辑体系一直以来缺乏西方哲学关于对象的严格界定和形式逻辑推理。只是将它们概括为整体的存在，既包含有初始、本然、整体的含义，也有必然性的含义。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的是，这个"元"的范畴，又彻底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它既不是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也不是黑格尔存在论意义上的"绝对".而是与另外几个关系范畴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或者说另外的几个关系范畴，正是元这个范畴在变化中可以被了解、预见和选择的展开。

元的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与黑格尔毕生所致力的形而上的"绝对"有紧密的关系，但是它不是黑格尔的那个"绝对"概念，因为它实际上包容了面向未来的选择的自由。这决定于它的展开所包含的"时间"概念与黑格尔存在论出发点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的。

亨，在经验中代表通达和事物条件的满足，在自然界与夏天万物生长相对应。

从相关事实的认知来看，"亨"的意思是通达，以及条件聚集。世界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发生，必定与某些前提条件联系在一起。在没有人类的欲求参与时，一切现象自生自灭，也不存在现象间彼此的所谓价值。而当人类的欲求参与其中时，它就在人的价值观中，产生代表构成事物"存在"以及"发生"的可行性条件。它成了与特定现象之"价值取向"实现之必要与充分条件相关的分支范畴。不存在可能性及可行性的事物，便没有与"价值"形成关系的基础。这个概念与科学研究的"客观条件"相对应，也是功利主义者的短期行为、以及实用主义行为比较容易倾向于获取的"价值"范畴。

亨的范畴就价值关系而言，直接就是指由条件所构成的"可行性".站在不涉及价值关系的认知立场，它可以解释为某种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条件；在涉及价值欲求的关系时，它就是关于事物发生的可行性，包括一种状态继续存在的可行性以及人们追求的未来状态发生的可行性。可行性的关系范畴在康德和黑格尔的范畴构建中没有被纳入思考范围，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在一开始的"元"范畴的思考与选择时，都没有重视在时间的延续中自由是存在的。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干脆去掉了时间维的考量，而黑格尔基于历史辩证法的研究，让他认为历史只是被"绝对"规定了的必然性的展开。选择的可行性在黑格尔那个被"绝对"规定了的世界里，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事情了。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将行动视为最核心的宗旨，对可行性的范畴难免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哲学的核心是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最终只能来源于结果。杜威提出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方法去实现结果，但是正如对结果的价值判断，在杜威那里只是近乎先天直觉的判断一般，对于手段的合理性判断，杜威也没有提出什么逻辑根据的理由。杜威对于战争和暴力方式的批判和合理改良，让他成为了美国人心中的良心代表。如果行动仅仅因为胆量以及直觉趋向而去改变世界，那么实用主义哲学仅仅构成了对传统哲学的反动，向人类建设性自由的方向迈出了懵懂的一步，尚不能称之为价值判断的哲学。

利，在经验中代表结果与收获，在自然界与秋天果实的成熟收获相对应。

从事实认知来看，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的结果，事物的相互关联循环往复，作为现象本身并没有利与害的分别。在无人类参与的自然界中，它是事物如其本然的存在关系范畴。当有人类欲求参与时，它对应着人所需求的事物关系范畴中的适切性与恰当性。认知上它表示理念与相关事实的恰当对应，其作用表现为人类掌握的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实践上代表现象关系的和谐，功能反映为可以用较少的消耗满足较多的欲求等等。关系的"利与害"产生于人的欲求和分别，这是人类对事物"关系特性"范畴的基于"欲求"的认识，是体现价值现象变化最为丰富的领域。因为每位个体所处的关系状态都是独一无二的，于是相关个体所关心和认识的适切与恰当也呈现出不同的角度。这个范畴也是不同的主观与各种客观容易发生混淆、冲突，从而显现复杂性的领域。

康德和黑格尔显然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关系的存在，并且都将范畴的构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但是他们的关系范畴只是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展开，没有重视关系实际上也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打破了黑格尔传统哲学中对于暴力和战争的必然性的执念，走向合理处理社会关系的改良路径并且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为西方社会的平稳演进奠定了基础，这是对关系抉择之自由的一种有效应用。在此，杜威在哲学上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被实践的成效光辉淹没而为实用主义者群体所接受。

贞，在经验中代表坚固和稳定的主体。在自然界与冬天万物收藏和延续相对应。

自然界万物的存续，本来也是自存其存、自寿其寿、自灭其灭。从对现象的认知方面观察，各种现象具有不同的稳定性，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延续方式。有了人类欲求的参与，从价值抉择角度，"贞"代表与欲求相关的关系范畴对应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主体以及可持续性特质。在价值判断中，它是描述事物"关系范畴"的时间考量因素，即可持续性。事物关系状态的生命周期，与"价值"判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人类行为中"价值"判断的常识之一。这个范畴往往与"一件事情有多真？""它能够真多久？"以及"它在怎样的范围内具有可持续的'真实'?"这些问题连接在一起，对于人类活动的认知价值和实践价值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在《周易》中，时间和空间变量始终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道理目前已经在西方科学体系中的量子力学中被揭示出来，但是没有纳入哲学和价值抉择的理论范畴，这是东西方哲学差异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域。西方的哲学家们当然知道可持续性这个概念，但是否主动地把时间以及可持续性纳入哲学分析范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基因中关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认识。

与黑格尔将时间引入辩证法的模式不同，《周易》中"贞"的"可持续性"意义，渗透于"四德"的每一个范畴之中。其中可能出现的关系包括整体性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性的整体性；可行性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性的可行性；适当性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性的适当性等等，此中存在各种实践的演化和探讨空间。此外，"元亨利贞"本身又有着周期性、因果性的时间序列含义。并且包含着人类在其中存有的抉择和自由空间。例如对于某些对象、原则的守护，使得某些价值关系状态可以持续存在等等。

康德的先验逻辑范畴为后续西方实证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哲学基础。但是其中延续下来的对于时间与空间以及价值关系认识的不足，或许应被视作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管理学大量研究与实际发展的价值需求无关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意味着西方哲学体系的实践理性仍然有待完善。

（三）《周易》"四德"价值范畴的实践理性意义与东西方哲学差异

从《周易》立场来看，实践理性范畴即"价值"范畴，在中华文化源流中就是"德"所代表的范畴。与人类"欲求"相关的客观世界的事物的价值判断，皆不能脱离上述四个方面价值（德）范畴特质：价值关系空间、价值之可行性、价值关系状态、与价值空间相关的可持续性。从人类带有价值欲求的视角，这是任何一种作为事实的现象本身，每一时刻都同时具备的"作为认知对象存在的必具特质范畴".它们是对任何一种存在的事实进行认知以及价值判断所需要依据的观察要素，也是对任何诉求的价值进行选择时，所不可或缺的并作为整体存在的"先天原则".它们或许不能用数字化或者符号化的语言进行全然的描述，却是价值判断中不可缺一的范畴。这套价值观察的范畴就其来源而言，是根据中华先民活动经验被构建的"方法".它在价值认知上的意义，可以用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契先生论述方法之本质的一段话来总结："方法之所以能成为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的工具和手段，正是由于方法本身就是客观对象的内在原则"[18].如果我们用"元亨利贞"观察康德构建范畴时所采用的构建术，便不难发现康德也是日用而不知地、并局部地在应用着这一范畴所规定的先天原则。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康德在范畴构建时，因为对时间概念的处理不当，引发一个不易觉察的范畴安排次序的错误，关系范畴实际上含摄了世界的动态本质，它的地位应该处在反映稳定性的纯粹理性认知范畴之上而不是之下，这可被视作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基础性的关键要点。

《周易》四德的范畴构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形式辩证逻辑方法体系，它的实际用途涵盖了自然科学、伦理学、美学、医药学、人居风水学等几乎所有中华文化传承下的人类活动领域，是中华文化至善理论的观察指标体系，它既具有包含一切的一般性特质，又是无微不至的具体对象的观察与表达纲领，它以道德之名长久地潜流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是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的源头。

四、"四德"价值范畴演化的形式辩证逻辑及其管理学实践理性价值

康德在构建纯粹理性的先验认知范畴时，实际上是在为实践理性范畴的构建做准备，但是他最终在实践理性的理论构建上没有获得成功。康德纯粹理性的认知范畴在对于具有稳定性的认知领域，构建了作为科学态度所应遵循的思维原则，是现代科学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个范畴在《周易》四德的实践理性范畴中，可以归入"元"这个关系范畴的局部，尚不足以成为价值判断的完整依据。实证主义对于管理的意义，在于它所揭示的"关系"可能为价值抉择提供参考的"路标".那些被发现的规律，如果是规律的话，那便是先天不可能被违背的，也就不会有人曾经违背过它或者将会违背它。如果不是规律，那么可实证的便只是一种"关系状态","关系状态"的性质可以用一句佛教禅宗用语来归纳："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到来，现在的也不会停留".所以，实证主义提供的认知结果并不是产生"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只能是背景条件，差异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抉择".

抉择是人类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决定性枢纽，是管理与管理学的决定性枢纽。重点问题在于：抉择是在怎样的范畴中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价值抉择相关范畴的性质、特点及规律？人们为达到价值目标应该如何抉择？《周易》价值判断的"四德"是一个形式化了的辩证逻辑体系，是关于真实世界的状态、情境及其运动关系的观察与描述范畴，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范畴。

与价值抉择相比，实证主义所印证的只能是被分离的局部，价值抉择所关心的是整体关系空间；实证主义追问的是一致性与必然性，价值抉择所关心的是差异性和可能性；实证主义关心的是A和B是怎样的关系，价值抉择关心的是A和B可以建立怎样的关系；实证主义关心的是永恒的关系，价值抉择关心的是一种关系何时何地能够存在及存在多久。"四德"提供的价值范畴模型，可以为我们展开价值关系抉择的辩证逻辑推理路径建构描述的形式化方法和基础蓝图，并提供总的方法论基础。

与人类需求相关的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以及人伦道德抉择必然包含四个方面：关联关系空间（元）、可行性关系特质（亨）、适当性关系特质（利）、可持续性关系特质（贞）。这是任何一种事实本身必然同时具备的"作为存在的关系特征范畴",是对事实进行认知，以及价值判断的"先天原则".在这个先天原则中，价值的每一个分支范畴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整体的相互联系且相互制约的不同关系侧面，就四德价值判断而言，分析与综合必须是同时存在的一个整体，具有辩证逻辑的典型特质。

不同价值关系侧面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是事物以辩证法的本质形式存在并变化的内在原则。"元亨利贞"四德构成的价值关系基本范畴的分支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各种途径，如果考虑在事物的发展中相关价值范畴的相互影响会发生串行和并行的诸多现象，相应的辩证逻辑发生形式可以存在无数的可能性。图1中箭头表示四德价值范畴因素的转化，这种转化从局部到整体，构成了一组表达变化与运动的反对称矩阵，它恰恰对应着中华文化太极图所表达的事物演化形式，可以说是对事物以辩证逻辑形式向前螺旋递进之发生原则的形式化表述。

"四德"价值范畴所包含的辩证逻辑方法，对应事物本身存在与演化的内在原则，相应地有将它置于应用领域的实践理性原则。这个原则可以称为价值分析的整体性原则：观察开始于对出发点和关联关系空间的整体觉察；分析过程观察于不同价值侧面之间的整体逻辑关联；分析终结于对价值范畴之四维存在状态的整体归纳和评价。这个原则对应于事物存在的内在原则以及人类价值分析必须依据的基本原理，即价值范畴四维特质缺一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价值分析在四个相关范畴的描述与判断的完整性，构成了价值分析与抉择的必要前提。这种完整性实际上是所有价值判断和评价应该遵守的实践理性原则。

《周易》四德价值范畴为中华文化的道德判断建立了一个价值定位的形而上评价体系，可以用以评价各种道德判断与价值抉择，在这个定位体系中，可以比较完整地识别历史上各种事件以及哲学见解的价值构成。现在或许到了需要它重现智慧之光以克服人类面临的现代难题的时候了。

当西蒙将管理定义为"决策"的时候，他显然注意到了价值抉择对于管理的核心意义。但在实证主义一统科学领域方法论的现代管理学研究中，价值相关的学术研究被边缘化已成不争的事实。大量管理学领域实证主义以"科学性"的精心设计而获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最终被发现没有转化为实践性的影响[19],原因在于管理学在追求"科学性"路径依赖时，评价体系对其应有价值评价范畴的选择性忽视。如果从实践关系空间范畴和时间可持续性范畴进行考察，很多相关研究在出发点上观察就可能会发现是价值稀薄的。管理学作为以价值抉择为实质任务的学科，为了"科学性"地位而去附会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应该被视为管理学作为一门未成熟的学科，在其幼稚期选择路径依赖时不得不面对的遗憾。

笔者认为，《周易》"四德"的形式辩证逻辑框架与康德及其以下哲学家所依据的关系范畴相比，有着东方整体性思维的多种优良特质，可以应用于管理学研究价值探索、认知、评价、创造与保护方面，为促进管理学的社会价值承当力提供方法论与实践理性基础。

首先，《周易》"四德"所构成的范畴，不仅具备涵盖一切事物关系认知的普遍性，而且是对关系范畴进行认知和描述的一种更加完备的方法论构建，它用一套具有全息特质且相互渗透的辩证逻辑概念所构成的范畴，无缝连接了事实与价值两个在经验逻辑角度看似无关的哲学领域。相比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事实/价值两分法的突破，具有更清晰的理论意义和更完备的实践价值。

其次，《周易》"四德"对于时间的引入，使得因果推理的范畴得以明晰。在"元亨利贞"各个范畴中，分别含有事物发生、发展、成就、消亡以及存续的周期性与阶段性含义，并且各个范畴之间互为因果，构成互相影响、循环往复和不断推进的事物演化之关系空间，这个关系范畴体系的内在因果关联和螺旋递进的太极图式，是对辩证逻辑内在实际存在机制的极为抽象的比附式说明。与《周易》相比，康德的范畴构建因为剔除了时间因素无法接纳辩证逻辑；黑格尔对辩证法（正反合）的认识只是刚刚走到了辩证法理性宫殿的门口。在黑格尔的见解中，辩证法只是绝对精神的展开。而在《周易》的价值辩证逻辑体系中，充满了选择之自由和演化之可能的实践理性空间。在这个体系中，杜威的实用主义既可以获得拒绝短视之弊的价值逻辑基础，也可以找到与人类的至高理想连接的理论路径。中华文化中几千年以来的实际应用表明，人类生存所涉及的价值，皆可纳入《周易》"四德"的表达范畴。

再次，《周易》"四德"本身是面向创新实践之抉择的实践理性范畴，对于各种对象普遍适用的观察与判断框架。它与一切现象相互关联而不附从于任何现象，它的范畴可以面对所有稳定的和不稳定的因素并把它们纳入判断的因果链中。它不是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对，相反，西方哲学体系严密的实证主义方法和研究成果，正是对这个辩证逻辑体系所演绎的实践理性中稳定范畴的阐释。管理学所面对的实践理性，其实际的意义发生于开放的、非确定的选择空间之中，是对因果关系的合理选择和把握，实质上应该归属于价值辩证逻辑范畴。对价值的判断，西方哲学体系中从康德到杜威都归结于人的直觉，这个直觉的黑箱在《周易》"四德"的价值范畴中，可以在相当深广的领域得到基于因果律之辩证逻辑的阐释。

价值发现、价值判断、价值抉择、价值实现以及价值存续，是管理学研究存在的出发点、路径以及归宿。然而，这些作为管理学最为核心的任务，却不属于目前主导管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的逻辑范畴。实证主义方法提供的是达成事实认知的适切性途径，只能面向事务中相对稳定的因素。而价值属于动态关系范畴，关系范畴的演化发展是以种属推理为内涵，以辩证逻辑方法为原则的动态发展领域。价值相关的辩证逻辑方法，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的表达是不完整的，不足以将事实与价值抉择连接起来，这应是西方社会选择以"事实/价值两分法"作为社会政治经济之哲学教条的主要原因。这个教条使得本应具有价值担当的管理学学者们为了管理学的"科学性",逐渐远离在西方哲学体系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价值范畴，进而失去了对社会实践的担当。中国管理学随学西方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

《周易》价值判断所依据的"四德"价值范畴，提供了一个在中华文化体系中被使用了几千年的辩证逻辑方法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与西方哲学体系相辅相成，恰恰是对西方哲学体系从康德以来一直没有获得突破的"价值范畴"构建难题的一种解决模式。它是一个反映人类价值抉择之"自由"空间的范畴，是中华文明把认知和实践连接在一起，达到"知行合一"的形式化认知方法的源头。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正确的道德选择是正确的，更能够解释不同的道德选择分别对应着怎样的条件以及价值定位。进一步来说，它也应该能够为管理学为什么是一门价值抉择的"科学"提供有力的阐释2.价值抉择的范畴，涉及从个人成长到社会发展的广泛领域，这些领域的事物都不会超出事物存在与演化的辩证法基本原则--在整体性范畴中发生的因果律3.本文认为，就管理学整体发展而言，在进行研究探索以及价值抉择的实践理性方面，认识和守护相关原则，应该成为未来管理学担当社会发展推动力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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