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视野下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新向度

　　摘 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与嬗变。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这些新变体现在：通过对乡村自然的返魅书写建构自然的神性;反思人的主体性，对欲望表征的人的现代性持怀疑与批判的立场;不再如过去那样将工业、科技视为催生乡村现代性的进步神话，而是重审其对乡村的破坏;在农民形象塑造上，体现出坚守生态伦理的新型人格精神。这些新变都显明地呈现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姿态，与以往乡土小说或全力吁求现代性，或复古牧歌式地反思现代性均有所不同。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生态批评;现代性反思

　　《华文文学》杂志创办后，立刻激发了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爱好者极大的创作及研究热情，纷纷争先恐后投稿，其中不乏一些潮汕籍海外华侨华人创作的有关家乡的作品。

　　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化，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和嬗变。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在人与自然两个重要维度上均表现出与以往乡土小说不同的价值立场，对从前被视为进步、改变乡村的决定性因素，如人的现代性、工业、科技等，都流露出怀疑与批判的倾向，具有生态理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农民形象纷纷见诸文本。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探究新世纪乡土小说发生的新变，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新变背后的文化机理，以及这些新向度所映射的时代征候。

　　一、“祛魅”与“返魅”：自然书写的转型

　　“祛魅”这一概念，是马克斯·韦伯首先使用的，其核心要义是摒弃具有神秘性的有魔力的事物，祛除其“神性”与“魔力”，由超验神秘返归世俗生活本身。韦伯指出：“日益智化与理性并不表明，对赖以生存条件有了更多的一般性的知识。倒是意味着别的，就是说，知道或者相信什么：只要想知道什么，随时都可以知道，原则上没有作梗的神秘不可测的力量;原则上说，可以借助计算把握万物。这却意味着世界的脱魔——从魔幻中解脱出来。”①在韦伯看来，世界的“祛魅”，即是以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对世界的“脱魔化”，在这一时代中，一切神秘的东西都将被祛除，人们自由而无畏地创造。

　　“祛魅”一方面使现代自由得以产生，但另一方面也产生着强大的负面效果。大卫·雷·格里芬指出：“‘世界的祛魅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②泰勒也指出：“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先辈曾有过的与大地及其韵律的接触。我们已经失去了与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自然存在的接触，并且被一个统治一切的命令所驱使，这个命令把我们投入到一个与我们本性和我们外部自然的无尽的战斗中。这种对世界的‘去幻的抱怨，从浪漫主义时代起就一次次得到阐明，它明确地感受到人类已经被现代理性的三分——他们自己内部、他们之间和自然界。”③总之，在现代性的祛魅世界里，自然摆脱了神性的笼罩，彻底成为一个可以由科学方法加以解剖、由数学加以计算、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不具有任何经验、感觉的存在。如舍勒所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④。正是在“祛魅”理性精神的烛照下，自然的神秘性与魔力遭到放逐，人们由此失去了对大自然的谦逊与敬畏的情怀，只剩下统治、征服、占有的欲望。

　　以大卫·雷·格里芬为首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现代性的祛魅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批判，提出了“返魅”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的经验性。世界的基本单位不是缺乏经验的“空洞存在”，而是一些我们称之为“感受、记忆、愿望、目的等相似的东西”，低级个体如细胞和分子与具有意识经验的人类并非截然不同，而只是量的程度有所不同，不是本质不同。⑤二是自然的目的性。世界上的原初个体都是有机体，万事万物都具有些许目的性，都具有对未来进行创造性影响的某些力量，即自我决定的力量。“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⑥三是自然的整体性。自然由一系列瞬间事物构成，每一事都受先前事的影响。世界是具有内在关系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动态有序的有机整体，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独立于世界万物的，而是与世界万物纠缠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的关联。“我们不单是作为社会产品的社会存在物，我们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处环境作出自由反应的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存在物。”⑦质言之，自然的返魅，就是后现代哲学家基于自然之“沉沦”现实问题的思考，增加对自然进化和神秘性的敬畏，旨在扭转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主客二分的僵化思维模式，抑制人过度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对自然的宰制，以缓解人类的生存危机。

　　新世纪以来的不少乡土小说，不再如其他小说那般，强行征用自然，以自然作为单纯的渲染与烘托，或当作某种抽象的观念或人物的隐喻与象征;而是呈示自然自在、自洽的原始状态，表现大自然的肃穆、庄严、瑰奇，恒定如斯的“自在性”与未经人类加工、改造的浑朴“原始性”。这种对自然神性尊崇的叙述策略，即为“自然返魅”的向度，主要通過以下四个维度来展开。

　　一是展露大自然的巨大力量，表现自然乃是庄严、肃穆、不可侵犯的狞厉的巨神。杨志军的《藏獒》中，党项山令人不寒而栗的威光，闪射在头顶的天空，让人在眨眼之间崩溃。郭雪波的《沙狐》书写大漠之风，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吞没一切，凛然生畏。红柯的小说则以张扬的激情，书写西部自然的强大与冷酷、粗犷与野蛮。他对自然近乎神圣地敬畏、推崇，正如他自己所说，“初到新疆，辽阔的荒野和雄奇的群山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我告诫自己：这里不是人张狂的地方。在这里，人是渺小的，而且能让你强烈地感觉自己的渺小与无助”⑧。

　　二是书写自然之自足、未经人工之凿的魅力，展现自然乃蓬勃蓊郁的生命有机体。季栋梁的《老人与森林》叙写原始森林在无人痕迹时的盎然状态，各种飞禽走兽怡然自得，整个森林显得静谧和谐。叶楠的《背弃山野》中的山野是自然万物自在的乐园：白云绕山，蜂飞蝶舞，走兽奔跑，鸟儿歌唱。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展现出无人为痕迹的自然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作家们笔下的自然世界已不是道具与布景，而是充盈着令人迷醉的生命汁液，展现出自在自足的风姿。正如史怀哲所言：“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秘密，我们与自然的生命密切相关。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⑨

　　三是改变人类中心主义视角，重塑与人类平等的主体位置的动物形象。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动物叙事中，这些动物大都具有浓郁的灵异魅性色彩，其情感世界是宽广而丰厚的，与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快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情爱与母爱等多维情感，亦有自身的令人敬畏的智慧、强悍和“兽格”。在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中，老牛在清水里看到与它有关的那把刀子后，开始为了清清白白死去而不吃不喝。叶广芩的《熊猫“碎货”》中的熊猫感觉要离开生活多日的地方时发出激烈抗议，看到面目狰狞的木头大笼子，它变得焦躁不安，并咬坏所有的木头物件;《猴子村长》中的母猴面对着猎人黑洞洞的枪口，也要镇定自若地给小猴喂奶。红柯的《美丽的奴羊》中的奴羊，以清纯的泉水般的目光凝视着狠烈的屠夫，让其感到从未有过的虚弱而一头栽倒在地。这些动物被赋予了鲜活生动的灵性，它们有着厚实自足的精神、丰盈的情感世界，同样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生命存在。如史韦兹所指出的那样，“伦理不仅于人，而且与动物也有关，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与畏惧死亡”⑩。除此之外，不少作品颠覆了过去文学史固化的动物形象，改写贬抑性的价值评判，凸显动物的自我尊严、智慧的正面形象。如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沙狼》重塑了狼的形象，郭雪波的《沙狐》、阿来的《红狐》、漠月的《白狐》亦强有力地改写着过去贬抑性的狐类形象。

　　四是激活地方传统文化元素，表达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的观念。这方面迟子建堪为典型，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复活狐类神话，表达敬畏自然的主题。小说叙述猎人伊万年轻时打猎曾放过两只白狐狸，若干年后，伊万去世时，放走的那对狐狸化身为人，为其送葬。此前，她的其他作品如《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秧歌》《逝川》等，也充满着东北地区萨满文化的特质，文本中的动植物充满神性和人性的感情。於可训曾指出，“迟子建的作品是‘泛神的或‘泛灵的，万物有神或万物有灵，可以看作是她作品尤其是她早期的一些作品的一种主导的文化观念……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亦属罕见，而且对消解当今社会日益强化的工具理性对感性生命的约束，无疑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B11。

　　以上书写维度，体现了新世纪乡土小说自然书写的转向，体现出作者着力于建构自然神性，询唤敬畏自然，与自然保持亲情关系之恒久信仰的努力，明确传达了自然返魅的立场。正如曹文轩所说：“自然有了品质、意志、精神和灵魂，在它的深邃的胸膛里，搏动着一个巨大的、永不衰竭的、令人感动又令人惧惮的生命。”B12

　　二、省思主体性：欲望叙述的反向

　　人成为主体，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核心命题，可以说，人的主体性就是现代性的灵魂。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首先开启了“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通过康德实现了主体的“人为自然立法”“人为道德立法”，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到“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最终实现主体主义的自我完成，主体性精神大获全胜，发展到巅峰。人成为世界的唯一主体，成为新的上帝，世界是为人的存在。正如普罗太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B13。在人的主体性话语体系中，人性高于神性，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理要求和情感需求都是合理的，是应该得到尊重与满足的。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蒙昧，高扬人性，中经西方宗教改革运动冲决禁欲主义、主张个人主义世俗生活的幸福，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主张个人主义价值观，欲望一开始即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内涵，对欲望的肯定，是通向现代个体自由与解放的必由之路。于此意义上说，对欲望的渴求与表达，构成现代性发生学意义上的一个重要维度。

　　这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譬如“五四新文学”，由启蒙理性所激起的“个性解放”，时常表现为欲望的冲动与释放。创造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大肆标举欲望本能，如郁达夫的作品《沉沦》《茫茫夜》等，就常把个体欲望的坦白宣示与伤时忧国的情绪结合起来。在新时期，启蒙又重新成为文学的主题。在这一历史阶段，启蒙理性与欲望再次处在同一位置，对历史与生活予以拷问。不少小说以欲望来喻证对“人”的主体性的关切，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把人的欲望作为健康的人性内容，成为对荒唐时世的一个抗议。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中国文学日益退守到“日常生活”，从“新写实”到“新生代”，还有女性写作，均在“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中，窥视或遥望来自庸常生活的欲望流动。总之，在中国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学对欲望的表述，大多是与启蒙的现代性目标共谋合契的：欲望的突围与张扬，一度被视为对主体意志的自由追求;对欲望的肯定与释放，通常是作为人之主体性确证的重要维度来考量的。

　　可是，随着欲望话语在现代时期渐渐合法化乃至极度膨胀，而成为社会的核心逻辑，“以普遍的个体占有形式的贪欲正在变成时代的秩序、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社会实践”B14。此时，欲望的意义建构由朝向主体确立的现代性事件渐渐衍化为拆解主体性的后现代事件，欲望的建构性更多地沉沦为欲望的破坏解构性。新世纪乡土小说作者有感于乡村生态破坏的现实，对曾经作为人之主体性建构维度的欲望表现出极度的否定与批判，试图谕告出这样一个事实：正是欲望的恣肆与放纵，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作为人之主体性维度的欲望，带来的是人类家园被毁的破坏图景;欲望的充分释放与张扬，并不必然标示人的主体性确立，而常常招致主体的异化与毁灭。

　　首先，显示人类主体性的欲望无休止膨胀，是导致乡村生态危机加剧的根本原因。弗洛姆指出，占有欲“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宝藏是有限的，终有一天会消耗殆尽的”B15。不少小说在文本中揭示了现代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的残酷现实，痛斥着当代人的贪婪与自私，对为了一己之利而掠夺和践踏自然的行径，表露出深恶痛绝的立场。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豹子为叙述视角，痛切叙述了人的贪欲导致动物家族的灭绝。在京夫的《鹿鸣》中，人们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将防风固沙的发菜一掘而光;为了换取更多金钱，将偷猎藏羚羊作为首选的发财捷径。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王勇刚，为疯狂地攫取财富，在可可西里大规模地组织开采金矿、偷猎藏羚羊等活动。叶楠《背弃山野》中的“他”为了换钱给自己的女人买首饰、衣物，不惜破坏与山里猴群的亲善友情，设陷阱捕捉猴子。孙正连的《洪荒》呈现了因人的贪婪而导致大量的狼被捕杀的惨境，小说中的张三得知小狼崽能卖到两万元后，从狼窝里偷狼崽子卖钱。赵剑平的《獭祭》中，因为獭浑身是宝，皮能卖钱、肝能治病，人的贪欲成为轮番砍向獭的屠刀。在这些作品中，现代人的欲望几乎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来的恶魔狰狞残酷地吞噬着自然，破坏生态的直接黑手就是魔鬼般的欲望。梭罗曾对这种欲望恶性膨胀的人有过生动描绘：“他习惯于残忍地攫取东西，手指已经像弯曲的鹰爪……他只想到了金钱的价值;他的存在就诅咒了全部湖岸，他竭尽了湖边的土地，大约还要竭泽而渔呢……他甚至为了湖底的污泥可以卖钱，宁愿淘干湖水……他的田园处处标明了价格，他可以把风景，甚至可以把上帝都拿到市场上去拍賣，如果这些可以给予他一些利益;他到市场上去就是为了他那个上帝。”B16无止境的欲望，掣动人们把自然一步一步地推向毁灭的深渊。

　　其次，揭示欲望膨胀扼杀人的美好天性，导致人的异化，甚至使人走向毁灭之途。欲望的膨胀不仅伤害自然，而且导致人在欲望的涡旋中沉落消亡。人的欲望化实现，就是人的本质不断异化的过程。关仁山的《白纸门》中因为人们贪图钱财，大肆猎杀海狗。哲夫的《天猎》中的乔老腾为了满足发财的欲望，采用土法炼焦，致使家乡生态环境恶化。其子更是怀着野心勃勃的发财梦，带着雄厚资金在海南砍伐树木，破坏鸟兽栖身的家园，建起珠光宝气的现代化娱乐城;置身于人欲横流的社会，他醉生梦死、生活惶惑，最终尸弃荒滩。诸多乡土小说皆形象地写出了现代人为了追求欲望的满足，在直接破坏乡村自然生态的同时，亦伴随着自身的异化，人成为欲望的奴隶。正如缪尔所说，“利令智昏的人们像尘封的钟表，汲汲于功名富贵，也许他们所得很多，但他们不再拥有自我”B17。

　　新世纪乡土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欲望的批判态度，显示了欲望的高蹈、张扬并不能确证人的主体性。相反，连同主体自身也陷入欲望制造的幽暗不明之中，即自然的破坏和人性的异化。这也说明，乡土小说作家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那就是人类欲望的极度膨胀。因此，他们不再如以前那样书写农民欲望的觉醒，不再将其作为表达现代性进入乡村的征候。

　　三、对于“进步”的辨析：重审工业与科技的神话

　　现代性最直接的外显经济形式是工业化的推进，可以说，人类工业文明构成了现代性的主导成果。“这一现代工程所展示出的最终目的是将人类从自然和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它最终追求的（即使最初并不很明确）是建立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科学世界……其目的在于释放普罗米修斯的能量，以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并取消所有的自然限制。”B18因此，客观地说，工业文明推动了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给人类带来了极大方便。

　　然而，工业的发展只是刻意追求经济的增长，单向度地关注物质、经济资源的增殖，沉湎于改造自然的狂热之中，亦使人类肆无忌惮地给自然套上了枷锁。与这种高速发展的图景相伴随，自然界中的一切在这种预设为文明、进步、发展的强大工业化秩序中，沦为原材料与工具，自然被无限制地掠夺、破坏乃至受到毁灭性侵害。可以说，工业文明这一“进步神話”，裹挟着威胁人类生存的负面效应。正如大卫·雷·格里芬所说，“现代梦想绕了一个奇怪的圆圈。在这个圆圈中，现代科学进步打算了解放自身，结果却危险地失去了它的地球之根，人类社区之根，以及它的传统之根，并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它的宗教神秘之根。它的能量从创造转向了破坏。进步的神话引出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B19。

　　正因为如此，西方许多思想家对工业化的负面效应，表达了强烈的忧虑与批判。马克思就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首先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与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钝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B20卡恩·维纳也指出：“在人类在技术方面取得成就引以为荣之后，现在人类正在技术的重压之下辗转呻吟。科学技术的突破和新的技术并没有开辟新的良好前景，而让人感到的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富裕，它蕴含着新的可能性，同时又蕴含着不断增长的危险性。”B21弗罗姆在《占有或存在》一书中指出：“人类文明是以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走向无限制的生产……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B22

　　在文学领域，也有不少作家对工业和科技充满着清醒的重估姿态。早在1835年，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凯尔纳就写出了《在火车站》：“你听到粗暴刺耳的汽笛声/这野兽在喘息，它在准备/急速行驶，这一头铁兽/飞驰起来，简直像惊雷……”梭罗的《瓦尔登湖》也反对无视自然滥建铁路的行为。德国剧作家穆艾勒的《死亡筏》预言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图景：严重的化学污染和核污染，将使地球变成一个死亡星球。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通过预测与想象揭示未来的生态灾难，对人类工业文明发出生态预警。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对工业和科技曾经持膜拜与欢呼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道路更是被视为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与之相适应，文学亦不遗余力地对工业化充满着热切的期待与诗意的颂赞。烟囱、瓦斯库、高大的厂房、机器的噪音等工业化图景，在作家笔下荡漾着美丽的诗情，似乎预约着灿烂的明天和美好的未来。进入新时期后，“改革文学”承担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任务，便是为工业和科学技术寻求合法论证，灌注它们预示未来的象征功能。工业与科技文明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性设计中一种基本的且富有诱惑力的维度。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一味埋首于乡村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民，往往被视为传统、保守生活方式的象征，而成为批评的对象。

　　但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步的炫目光芒下，许多令人担忧的阴影也触目惊心地浮现出来。工业发展与科技的所谓“进步神话”展示的负面恶果，也呈现出一幕幕忧伤的图景。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面对乡村生态现实，开始重新打量被我们视为标高的现代化模式，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审视与反思。

　　首先，大量文本展示工业化对乡村自然破坏的图景。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车轮，肆意高速地碾压着自然，自然只剩下被污染毁损的凄惨景象。张炜《刺猬歌》中的棘窝镇原本美丽、野性而温存，但自从工业巨子唐童修造了紫烟大垒后，镇子被紫烟笼罩，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哲夫《地猎》中的那条大峡谷水源纯净、清澈，但因炼金造成污染蔓延，自然之水变得浑浊不堪，直至永久枯涸。亦秋的《涨潮时分》中因化工厂拔地而起，秀美的海湾赤潮泛滥。

　　其次，叙述一路狂奔的工业化，导致乡村中原本多见的物种面临生存危机，或处于几近灭绝的境遇，同时也使人类自身受到威胁。刘庆邦的《红煤》让读者感受到煤矿长期狂挖滥采给一个原本美丽、生机勃勃的红煤厂村带来的触目惊心的变化：河坡上没有了花草、光秃秃的，河里没了水，更没有鱼虾螃蟹。关仁山的《白纸门》呈现出雪莲湾人期盼的现代性标识，却是工业污染造成的红藻、蟹乱的“海坏了”的结局。王华的《桥溪庄》描绘在工业污染的危害下，村民无望苦挣、疯狂绝望的灾难图景：女人不怀血胎、只怀气胎，男人都患了“死精症”。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的力量足以使生物圈不适于人类生存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人类自身的威胁。”B23

　　种种自然之殇，密实地重现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本之中。这些描绘无疑是对当代中国生态现实的一种警示与回应性表述，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种深刻反思，也是对盲目追从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清算。

　　四、询唤“主体间性”：形塑新型生态人格的农民

　　随着现代化在中国的迅猛推进，现代性的外在危机（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内在危机（诸如道德沦丧、理想破灭、人性异化等重大精神疾患）也日益凸显，现代性的发展亦成为现代性的问题。正如查伦·斯普特奈克所说：“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如何有效地从正面和反面说明现代性带来的后果。”B24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同样很有必要。

　　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性的持续危及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这种意识极大地推动人们去考核查看后现代世界观，去设想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界及整个宇宙的后现代方针。”B25基于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弊害的纠正，以及对中国现代性不可逆转与生态环境所面临严峻挑战的明确认识，新世纪乡土小说瞩目于摆脱现代性困境，询唤与自然之间平等、对话、共存的“主体间性”的新型生态人，试图营构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范式的价值观和理想生存境界。

　　弘扬人的主体性，长期以来一直是现代性文化思潮的最强音，人们把这看作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之一。它把人从自然和神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促使人由个体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和发展，这种极度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至上的主体性原则日益显露出片面性和消极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们把自然当客体，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和索取的对象。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生存环境，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开始考虑淡化和消解主体性的工作。伴随着对现代性的主体性思想的强烈质疑与解构，一种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主体间性”的思想开始崛起，并得到不断发展。

　　生态批评学者借鉴与运用“主体间性”理论，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不再是主客两分对立，自然也同人类一样经验着人类所经验的同一世界，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权利，人的价值不是唯一价值，人也不是宇宙中心，人类不能高高在上地俯视自然万物，充当自然的主宰者、支配者和征服者。“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自身经验、价值和目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B26显然，这种具有后现代色彩，以“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B27为要义的“主体间性”，从根本上超越了自笛卡尔以来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因此，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中，那些践行主体间性思想的人，没有受到现代社会的污染和异化，他们始终保持一种有机整体性，热爱大自然，尊重、呵护自然的一切，这种人格特质可称为“主体间性”型的生态人格。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此类人格的农民形象，作者的颂赞之情不时流溢于笔端。

　　其一是表现“主体间性”农民的道德品质与人性之美。他们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将自己融入大自然当中;他们爱惜物命，珍视天地间一切生命，行为的最终意义是生态和谐。张炜《刺猬歌》中的霍公是作家对“主体间性”生态人格的完美想象：霍公已经达到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地步，他走到林子里，所到之处总有一些白羊、狐狸、花鹿之类跟随，它们之间无论相生相克，都能和谐亲密。郭雪波的《沙狐》中的老沙头和女儿沙柳热爱沙漠，热爱生活其中的一切生灵。他们与沙狐之间有默契，彼此互不伤害。也因为有了沙狐的帮助，抵御了鼠害，他们种植的沙漠植物得以保全成活，沙坨子终于变成了沙漠绿洲。陈继明《一棵树》中的信义老汉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保护村里那棵古树，人和树好像两个兄弟，互相支持，相互成为不最终倒下的理由。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有许多这样具有“主体间性”生态人格的农民，他们热爱与尊敬自然，与自然休戚与共，把自然万物当作与自己平等的成員。他们在对自然具有博爱、平等之心的同时，自身亦不为外物所役，不追求物质享乐，只是简单生活。总之，具有“主体间性”生态人格的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平等共存的自然生态的和谐，而且追求“自我澄明”的精神生态的和谐。

　　其二是展示农民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处。与现代人同自然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或漠不关心的异化关系不同，后现代精神的“主体间性”思想力图摆脱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模式，摆脱机械论的、单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图像，崇奉一种有机整体论。这种有机整体论认为，人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分子，他与自然万物密切关联构成一个整体。不少作家笔下呈现出农民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展示人与自然平等相待、和谐融洽的美丽图景，宛若“生态乌托邦”。迟子建文学想象中的“小镇”，是一个生态和谐、爱与美并存的世界。那里的自然富有灵性与生机，应和着人的情感脉动;那里的人执着于单纯可爱的情感，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如《朋友们来看雪吧》中的“乌回镇”，与周围的山林河谷没有边界，完全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农民在此呵护山林河谷，活得怡然自得;《微风入林》中的“罗里奇”，也是草香馥郁、树木清香、明月清澈，人生活其中，充溢着生命活力。方敏的《孔雀湖》中的孔雀湖，是一个富有魅力且未被现代性负面效应染指过的地方。阿莫人在湖边过着古朴、简单、自然的生活，湖与人相依。但这里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桃花源”，阿莫人穿着现代人的衣服，却行着土人的仪式;吃着现代人的食物，却过着原始的生活。张泽忠的《山乡笔记》中的“侗乡”，犹如人间仙境，人呵护自然，自然滋育着人，青山碧水、山花大树、百鸟争鸣、猴戏青藤……这些都是侗乡的保护神，侗乡人亦如膜拜神灵一样崇拜它们。在这些生态世界的书写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和谐的共同体，他们之间是朋友，是对话者、共生者。

　　一般而言，现代性精神的重要特点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个人主义，以及相对主义、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上述新型生态人格，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地方有机和谐的价值理念，显然是对现代性精神的一种超越。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它对现代性不是彻底地解构，而是超越现代性，并试图通过现代前提和传统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的世界观”B28。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呈现出生态转型的多种向度。小说文本中或者为自然返魅、呼唤自然神性;或者反思主体性，对表征现代性的欲望进行批判;或者重新审视工业文明的进步;或者形塑具有生态人格的新型农民，这些都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新变。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不再如以往的乡土小说那样，多借助乡土表现对现代性的追求，而是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姿态。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入世修行——马克斯·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王容芬、陈维纲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②⑦B18B19B25B26[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2、25、63、64、238、23页。

　　③[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④[德]马克斯·舍勒：《死与永生》，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0页。

　　⑤[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⑥[美]E·拉洛兹：《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科学新发展的自然哲学》，闵家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8页。

　　⑧红柯：《敬畏苍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⑨陈泽环、宋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伯特·史怀哲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6页。

　　⑩[法]阿尔贝特·史韦兹：《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B11於可训：《主持人的话》，《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B12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B13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页。

　　B14[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

　　B15B22[美]艾里克·弗洛姆：《占有或存在》，杨慧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8、1—2页。

　　B16[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5页。

　　B17[美]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郭名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B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页。

　　B21转引自漆思：《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内部陷阱》，《长白学刊》2004年第6期。

　　B23[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2—503页。

　　B24[美]查倫·斯普特奈克：《生态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张妮妮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2期。

　　B27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

　　B28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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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生态批评视野下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新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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